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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因此，即位以来，&ldo;西师&rdo;一直是一个盘桓在他脑际的重要问题。

站在今天的时间点回望，乾隆二十年确实是中原王朝扫平西部、彻底统一中国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准部处于有史以来最衰弱的时期，兵无斗志。

而清朝经过三代经营，国力强盛。

此时兴师，十拿九稳。

人生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国家和民族的机会更是如此。

这一形势，今天看来十分清楚，可是当局者迷，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人们，往往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清王朝所有的官员几乎都没有看到这个形势，皇帝与大臣们意见针锋相对，除了对战争的观念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双方知识储备、国家视野、掌握的信息量不同。

乾隆站得高、看得远。

而朝中大臣们则对这些&ldo;蛮夷&rdo;素少关注，对乾隆的这一决定难以理解。

满朝大臣，只有小舅子傅恒赞成皇帝的决定。

战争结束后皇帝回忆当时的情景说：&ldo;人心狃于久安。

在廷诸臣，惟大学士傅恒与朕协心赞画，断在必行，余无不意存畏葸。

&rdo;

领导人的能力体现在做出高人一筹的决断，并且有力地实施这个决断。

因此，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不是战斗本身，而是如何推动大清帝国这架机器走上战争轨道。

乾隆皇帝后来回忆说：&ldo;斯时，力排众议，竭尽心力。

&rdo;（《御制诗五集》）做官僚集团的思想工作，动员、组织文武官员投入这场战争，让他几乎精疲力竭。

他连篇累牍地发布谕旨，分析清准力量对比，再三论证出兵讨伐的必要性，并表示自己决心已下，不可动摇。

他说：&ldo;此正可乘之机。

若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伊事势稍空，必将故智复萌，然后仓猝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

&rdo;&ldo;此际达瓦齐力穷失据，且内难相寻，众心不服，失此不图，数年之后，伊事务稍定，仍来与我为难，必致愈费周章。

&rdo;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太和殿召见诸王和满族大臣，对他们说：&ldo;朕总理天下诸务，惟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

如其不可，众人强为奏请，朕亦断不允行。

是皆尔等所共知者。

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

&rdo;（《清高宗实录》）

经过反复思想动员，终于，人们表面上不再反对了。

大清帝国勉强开上了战争轨道。

然而乾隆却物色不到一位堪当大任的主帅。

在所有的大臣中，只有傅恒真心诚意支持出兵，可是此人素不知兵，难以承担如此大任。

平安无事数十年的满族将领们也&ldo;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rdo;。

成兖札布、策楞、舒赫德等老将素称勇敢干练，可是对这场战争却都心怀退缩，&ldo;萎靡懦怯&rdo;，无奋勇争先之态。

左右权衡，乾隆勉强选定了班第和永常，分任北路和西路主帅。

接下来是粮草问题。

如果按照&ldo;兵出粮随&rdo;的用兵常理，这场战争根本没法打。

因为平定准噶尔的时机是突然到来的，清王朝毫无准备。

前线并无粮草，准备也已来不及。

一是从内地运粮到西部，每石米价值不过3两银子，可是运费要高达20两。

二是即使清廷财力充裕，负担得起运费，征购和运送时间上也万万来不及。

乾隆悍然决定，抛弃行军常规，&ldo;因粮于敌&rdo;。

也就是说，每名士兵自背可吃两个月的口粮，其余口粮，沿途取之于蒙古牧民。

乾隆的上谕说得冠冕堂皇：&ldo;官兵前进，沿途可以打牲，宰杀疲乏牲畜。

现在投诚的厄鲁特蒙古人所有的牲畜，虽然不应夺取，但是暂时取用，将来再给补偿，也无不可。

&rdo;

这实际上允许官员沿路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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