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48章（第2页）

劳动分工虽然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在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在这种情境中，人们就更需要借助某种简化过的理性计算或者说一种文化的直觉，也就是信任，才可能进入交易行动。

在理论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了解交易对手的全部信息并控制他们的行为，所以从极端的意义上，如果不借助潜在的信任基础，那么任何交易都不可能发生。

按照一种社会学的说法，如果没有信任，我们就只能完成所谓&lso;可以当场办理的人类合作形式&rso;。

与这种面对面的初级合作形式相比，当代社会的合作与交易，呈现出的则是一幅惊人复杂的图景。

想象一下，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复杂的现代医疗技术，有多少人能够了解神秘的外汇和衍生品交易，又有多少人能够了解迷宫般的官僚机构运作。

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全知全能的理性人，那么，我们要想在分工越来细但相互依赖却越来越深的现代社会中行动，我们就必须借助于信任。

否则，我们就寸步难行，更遑论进入复杂的、可能代价极高的交易游戏。

无疑，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正在大幅改写风险的传统特性。

因为些许的信息不对称都可能导致交易的巨大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思想对作为一个软变量（相对于诸如制度、经济地位等硬变量的不可测量的变量）的&lso;信任&rso;如此着迷的原因之一。

&rdo;

一位气度不凡的老者皱了皱眉，礼貌而又坚定地打断了中年学者的长谈：&ldo;方博士，您能不能说的更简单通俗一些？&rdo;

上海著名的独立经济学者方健抱歉地笑了笑道：&ldo;我马上就要谈到今天的主题，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市场化范围虽然不断扩张，但作为市场基础设施的信任却遭到了严重的败坏。

就我们有限的阅读以及人生经历而言，这种败坏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

无需举证，所有对中国市场历史有完整经历的人，都会对此有深刻感受。

官员、医生、律师、法官、教师这些典型的助人型职业一直被认为是传播社会信任的最佳载体，但在今天，这些职业却几乎年年都名列&lso;害人职业&rso;前茅，成为传播敌意和怀疑的工具。

仅此一端，我们就能够对中国社会信任的败坏程度心知肚明。

不过，信任的败坏并不是市场化的必然后果，而是一种中国式市场化的结果。

有必要特别加以指出的是，自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对社会信任的蓄意和系统的破坏。

由于管制合法性在1980年代末期所遭到的严重削弱，官僚系统要想维护其原有的管制能力和谈判地位，就必须瓦解人民的团结，将他们变成一个个原子化的互不信任的疏离个体，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在这个时期，所有的中国人都被暗示甚至催促着以&lso;闷声发大财&rso;的方式去争取个人利益，可以清楚的看到，这种个人（或集团）利益经常是以牺牲他人或者他集团的利益为代价的。

于是，人民之间的深刻&lso;不信任&rso;被成功和大规模的繁殖出来，而官僚系统的合法性危机也因此得到了有效缓解。

没有什么比离间自己的人民更能够巩固一个弱势官僚体系的地位了。

当所有人都无法互相信任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将信任被迫交还给官僚体系。

一场对信任和美德的阴谋绑架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策略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它也同样以惊人的程度破坏了中国的社会资本。

1990年代对中国社会信任文化的蓄意消解，在经济上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

其一是，由于人们之间横向的传统信任纽带遭到肢解，导致民间企业本身很难超越地域提供信任资源。

如此，除非借助于地方政府提供的隐含信任担保，民间企业本身的市场就只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

观察家们对中国经济一直有一种深刻的迷惑，那就是：中国如此巨大的本土市场为什么在长达27年的时间中，没有成长出一家世界级企业？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民间企业本身无法向社会输入信任资源并由此扩大交易规模，也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原因。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