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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2002年12月4日夜注释：

瞿秋白的&ldo;名誉（6）

（1）顾顺章的被捕，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所谓&ldo;顾顺章事件&rdo;，这不仅因为顾是中共要人，更因为他的被捕极富戏剧性、传奇性和&ldo;笑料价值&rdo;。

其时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是为安排和护送张国焘到鄂豫皖&ldo;苏区&rdo;而从上海到武汉的。

送走了张国焘，本就应隐密地回到上海。

然而，顾某不仅曾是烟草公司的工人，还曾经是一个不无知名度的&ldo;魔术师&rdo;，此前曾在汉口登台表演过。

此番旧地重游，又是在完成了重要任务后，顾某技痒难耐，一时间变戏法的冲动压倒了中共要员的角色意识，竟又登台表演起来，被人认出，于是被捕。

（见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197‐‐198页）。

（2）见《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页。

（3）见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4）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5）转引自林勃《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见《瞿秋白研究》第四辑。

（6）见《瞿秋白研究》第五辑。

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两代&ldo;革命知识分子&rdo;对&ldo;革命&rdo;的反思之一

两代&ldo;革命知识分子&rdo;对&ldo;革命&rdo;的反思之一（1）

一

公开出版的韦君宜《思痛录》（1）之十《当代人的悲剧》，是韦君宜为丈夫杨述写的悼文，其中说道：&ldo;他（杨述）是做青年工作出身的，对中国的青年运动颇有点看法，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产业工人的力量一开始很薄弱，革命主力部队由农民中产生，因此知识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比西欧国家大得多，应当充分估计，不能照抄西欧党的看法。

他认为历来写的党史中对阶级力量的分析都对此估计不够。

但是就这一点看法，应该说是学术见解吧，因为不符合党一贯发布的宣传方针，他就只是零星透露，从没有系统发表过，也不写一篇像样的文章。

直到临死前半年，才在脑子已经不好使的情况下，在共青团举办的青运史研究会上作了一次远远没有说透的发言。

&rdo;在中共1949年以前的&ldo;革命史&rdo;上，知识分子其实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投身于中共领导的&ldo;革命&rdo;，这场&ldo;革命&rdo;要取得最终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但由于毋庸多言的原因，在1949后的中共&ldo;革命史&rdo;叙述中，是没有多少知识分子的地位的。

知识分子出身的杨述虽认为这是一种&ldo;不公正&rdo;，但却不敢大胆地说出历史的真实和自己的想法。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

作为中共宣传部门高级干部的杨述，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不能不与&ldo;正统&rdo;的理论保持一致。

如果知识分子在中共&ldo;革命史&rdo;上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说法能够成立，那就能逻辑地引申出这样的结论：那一代代投身于中共&ldo;革命&rdo;的知识分子，对这场&ldo;革命&rdo;负有重要的责任。

这场&ldo;革命&rdo;，其道路是十分曲折的。

而投身于这场&ldo;革命&rdo;的知识分子，命运也大多坎坷乖蹇。

于是，就有了投身&ldo;革命&rdo;后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而这种对自身人生道路的反思，又必然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对当初的政治理想的反思，成为对这场&ldo;革命&rdo;本身的反思。

这种反思是弥足珍贵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共历史上最早做出有价值的反思者是瞿秋白，他那篇《多余的话》实在是有深度的反思&ldo;革命&rdo;之作。

瞿秋白之后，特别值得注意的反思，是陈独秀做出的。

陈独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表达的那些&ldo;最后的政治意见&rdo;，是对自己以往政治观念的清算，更是对包括苏联&ldo;革命&rdo;在内的已有&ldo;共产革命&rdo;的冷峻反思。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第一代中共党人，且分别是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领袖。

他们的反思如果能及时地为&ldo;革命者&rdo;所聆听、所领悟，那此后的中国将会少许多腥风血雨，此后的历史将会避免许多曲折和灾难。

万分遗憾的是，这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领袖对&ldo;革命&rdo;的反思，却长期被遮蔽、被误解、被批判，同时代和后来的&ldo;革命者&rdo;，非但不能在他们的反思上磨砺眼光，从他们的反思中获取智慧和教训，相反，却把他们的反思视作他们的&ldo;罪证&rdo;，却让他们的反思成为他们人生中的&ldo;大污点&rdo;。

由于性情气质和做出反思时生活处境的不同，瞿、陈二人的反思也表现为不尽相同的方式。

瞿秋白的反思主要是基于自身投身&ldo;革命&rdo;后的感受，并且始终不离这种感受，未对&ldo;革命&rdo;本身的方式、目的进行纯理论性的追问，这可姑称之为&ldo;感受型反思&rdo;。

陈独秀则主要是对&ldo;革命&rdo;本身做一种理论性的思考，是对原有的&ldo;革命&rdo;理念进行究诘，这不妨称之为&ldo;理念型反思&rdo;。

在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投身了中共&ldo;革命&rdo;的知识分子，要对&ldo;革命&rdo;本身进行反思，是异常艰难的。

瞿秋白和陈独秀，都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除却了一切利害与荣辱的考虑之后，才迈入这种反思之境的。

正因为这种反思的艰难，正因为这种反思需要有非凡的胆识和勇气，所以，尽管投身&ldo;革命&rdo;的知识分子为数众多，但深刻的反思者却并没有大量出现。

不过，瞿秋白和陈独秀这两个第一代中共党人的反思，也并没有成为绝唱。

在他们的下一代&ldo;革命知识分子&rdo;中，也有继承了他们的反思精神和反思路向者，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韦君宜和顾准。

韦君宜1936年加入中共，顾准1935年加入中共，在中共的代际上，可算第二代人。

韦君宜的反思也更多地是萌生于自身的&ldo;革命经历&rdo;，是叙写自身对&ldo;革命&rdo;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可说韦君宜接通了瞿秋白的反思方式。

顾准则是对&ldo;革命&rdo;进行一种十分具有学理性和思辨性的反思了，在这个意义上，则可说顾准延续了陈独秀的反思路向。

本文先论说从瞿秋白到韦君宜的&ldo;感受型反思&rdo;，从陈独秀到顾准的&ldo;理念型反思&rdo;将另文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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