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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盘古写作参考 怛罗斯之战渊源探析（第2页）

[9]，但八月大非川一战唐军全军覆没，最终使吐谷浑诺曷钵依靠唐朝力量复国的希望归于破灭，河湟青海地区确定为吐蕃的版图，这一槽型地带，地势平坦，比其他唐蕃接壤之区更容易进出，于是吐蕃不断由此地区向李唐进犯，蕃祸自此几乎与唐相始终，与此同时，吐蕃再由青海北出西域，配合由印度上游区经勃律、护密，穿越帕米尔山区，再由渴盘陀北上进入南疆疏勒、于阗沿绿洲东向的路线，二路齐进经略西域，对于往后吐蕃能控制南疆及部分北疆，并将势力推展到中亚的阿姆河流域一带，关系至巨，李唐在失去对西域的优势以及多次试图主动进攻吐蕃失败后，被迫只能依靠地理的天险优势，重新对西域诸国进行控制并打击吐蕃势力，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钳形”

包围，从而不自觉的发展到西域乃至中亚一带。

二、突厥的复兴为唐蕃军事关系转变所发生的连锁反应，吐蕃长时期试图联合突厥突破“钳形”

扼制政策，将其势力发展到高原以外

在前面我已提到，经过太宗、高宗两朝，先后灭掉**并平服西突厥，唐王朝确立了自己在西域及中亚的势力范围，大漠南北统一于中原fu，唐朝在大漠南北设官置府，行使行政权力，同时，**政权的覆亡，改变了西域的政治格局和西域各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随着在西域各地的羁縻府州的设置，唐朝正式接替了西突厥汗国在西域扮演的角se，初步完成了在西域的政治统治格局，形成了以伊、西、庭三州为核心，以安西都护府为保障，以羁縻府州为依托的多层次的统治结构。

但羁縻府州本身就存在着不足，即控制力与离心力的不确定xing，其作用是有限的，仅仅只是做到了照顾民族势力的原有利益，打破北边弧形包围线的压力，保持北方“矛盾的”

稳定，“羁縻政策的要领并非在于强调华夷之间的存异，而差异的发展趋势必萌发离心力和分解力，这是导致名义上华夷一统国家的碎裂。

其次，维系羁縻政策存在的保证是‘德政’而不是军事实力，装备很差，数量不多的唐军本身并不具备威慑西域、足据强敌的实力”

，[10]因此，只能是一定程度上不完整的控制，其民族离心力仍然存在。

而恰恰此时，吐蕃在吞并吐谷浑后，亦开始寻求“钳形”

政策的突破，在西域联合一些部落从事反唐活动，一方面，由羊同、勃律、护密，在护密东越帕米尔高原，经渴盘陀北上进入南疆疏勒地区，另一方面，则反映在吐谷浑的地理重要xing，即由“丝绸辅道”

——青海路及河西走廊进入南疆东面，对地理上的唐朝的“钳形”

夹击进行反突破，同时，也联合一些突厥旧部进行反叛活动。

自650年唐朝平定阿史那车鼻叛乱，确立了在西域的统治地位后，“凡三十年北方无戎马jing”

[11]，基本上实现了对吐蕃的“钳形”

包围，同时也断绝了吐蕃和突厥的联合的可能xing，但事实上，西域一直是多事之秋，唐朝一方面任用突厥贵族为官，笼络之，一方面利用突厥骑兵作为战争工具。

繁重的兵役负担以及其它原因，激起突厥广大人民的反抗，吐蕃的活跃又使突厥上层人士渐生复国之念，两者走向联合之路，“（十一月），思结俟斤都曼帅疏勒、朱俱波、谒般陀三国反，击破于阗”

，[12]这与蕃军与苏定方于乌海大战时间相差无几，显然是吐蕃jing心策划统一反唐军事行动的战略组成部分，这也可能是突厥第一次利用唐蕃矛盾展开的复国活动，670年的事件迫使唐朝放弃安西四镇，唐蕃处于全面军事对抗时期，仪凤三年，李敬玄率18万军队败于青海，工部尚书刘审礼被俘，而突厥人大规模的反叛则发生在次年，从时间上来看，突厥人显然很清楚唐军的失败并利用了这个机会。

调露元年十月，大漠以南单于都护府管辖的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唐，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的突厥酋长起而响应，聚众号称数十万人，连侵定州、云州、原州、庆州，又诱使奚及契丹侵掠营州，朝野大震，高宗先后派出大军进行镇压，到681年暂时平定了叛乱，但另一些突厥贵族却不死心，仅仅一年，突厥人阿史那骨咄禄利用突厥民众的反唐情绪及反唐失败的余愤，在原**汗国境内重建了突厥政权，即后突厥汗国，大漠南北重新陷于突厥，成为唐朝北边的大患。

这样，吐蕃、突厥、新罗的新北边弧形包围远远超出了唐初的草原民族政权的压力，唐针对吐蕃的“钳形”

政策在这一时期遭到瓦解，唐朝被迫重新开始针对吐蕃以及突厥的政治、军事活动，试图瓦解其同盟，控制突厥各部，将吐蕃赶入“钳形”

以内，断绝其进一步向外扩张的可能。

陈寅恪在谈到唐朝内政与边患的关系时说过：“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强敌所牵制，不得已在东北取消极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虽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

，[13]可见，唐zhengfuyu用“钳形”

限制吐蕃的活动，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外族的微妙关系及连锁反应，时刻影响着唐朝战略格局的变化。

三、再论中间缓冲地带——突骑施的兴亡动荡了唐王朝的“钳形”

政策

四镇对唐王朝的重要xing是显而易见的，“西域既动，自然威临南羌，南羌兵祸，必以封豕助虐。

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

，[14]放弃四镇会使“钳形”

政策的作用付诸东流，即吐蕃与**联合，从而对唐朝整个边疆地区造成更大危害，武后长寿元年十月，王孝杰“打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

，[15]结束了唐朝与吐蕃在塔里木盆地的拉锯战状态，恢复了“钳形”

态势。

这时的西域形势仍是十分严峻的，复兴的后突厥汗国默咄开始卷入西域的政治角逐，吐蕃则依靠阿史那俀子的附蕃，以为号召，鼓动西突厥诸部反周，总体看，西域处于暂时的稳定状态，但唐朝一直奉行册立西突厥阿史那氏的过时政策，事实上，阿史那氏汗裔对于西突厥各部的号召力已经大大下降，郭元振就曾说：“此等子孙非有惠下之才，恩义素绝，故人心不归，来者既不能招携，唯与四镇却生疮磐，则知册可汗子孙，亦未获招胁十姓之算也”

，[16]而这一时期，吐蕃内部赞普和大论的矛盾爆发，削弱了吐蕃在西域的势力，于是突骑施趁势兴起，首领乌质勒善于体恤部下，有威信，因而远近各部逐渐归附，部众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为小牙，其地东邻北突厥，西诸胡，东直西、庭州，尽并斛瑟罗地”

[17]。

面对突骑施的兴起，唐王朝心情是十分复杂的，而阿史那氏王族无力返回西突厥故地迫使唐王朝不得不承认已定事实，授乌质勒为瑶池都督，表示对他移镇碎叶的认可，但唐zhongyang对突骑施仍然存有戒心，在《资治通鉴》卷二百八中记载有这样一段“离奇”

之事：

安西大都护郭元振诣突骑施乌质勒牙帐议军事，天大风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语。

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

其子娑葛勒兵将攻元振，副使御之中丞解琬知之，劝元振夜逃去。

元振曰：“吾以诚心待人，何所疑惧！

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

安卧不动。

明旦，入哭，甚哀。

娑葛感其义，待元振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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