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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盘古写作参考 怛罗斯之战渊源探析（第3页）

戊戌，以娑葛袭嗢鹿州都督、怀德王。

[18]

这可能就是唐王朝jing心策划的一次政治yin谋，通过扶植更年轻、更没有经验、更容易控制的娑葛，可以轻易实现对突骑施的控制。

但中宗仍然对娑葛不放心，毕竟有杀父之仇，因此利用阿史那忠节与娑葛不和，计划帮助忠节，消灭娑葛，以恢复十姓可汗阿史那氏在西突厥的统治地位，失败后，被迫承认既定事实，册封娑葛为十姓可汗，并派使节到突骑施部落处理内政。

突骑施归顺唐朝，职贡不断，又代唐朝庇护昭武九国和吐火罗地区的安全，唐朝在天山以北地区基本保持了羁縻统治，一方面，使吐蕃势力一度不能突破“钳形”

限制，使其与后突厥联合的计划破产，另一方面，对新兴的大食东侵也起到了很好的限制及防御作用。

但唐朝扶植西突厥十姓可汗子孙的过时政策显然是不可动摇的，默咄继后突厥汗国之位后，大举东侵，707年，唐朝任命郭元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领导唐朝的碎叶镇兵和突骑施的军队联合抗击**的西侵，正是因为突骑施的有力牵制，才使得次年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能够趁突厥后方兵力空虚，夺取漠北，在黄河北岸一线修筑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但以突骑施为主力的安西四镇遭受了巨大损失，对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场“一开始就希望失败的战争”

，利用突骑施对抗默咄使得娑葛与遮弩一起被杀，突骑施的势力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又击退了默咄，重新将西域的实际控制权归于己手，但西突厥十姓地区大乱，突骑施别部苏禄迅速崛起并控制了西突厥十姓地区，是唐zhongyang始料未及的。

苏禄势力崛起后，这时的唐朝zhengfu念念不忘的还是十姓可汗阿史那氏子孙，遭到了苏禄的反对，相比乌质勒及娑葛，更有政治眼光和谋略的苏禄吸取了前两者足够的教训，于开元五年勾引大食、吐蕃，谋攻取四镇，围钵换城和大石城，迫使唐于次年封苏禄为忠顺可汗，并对突骑施占据碎叶的事实予以承认，以焉耆代替碎叶为四镇之一。

唐朝如此行动明显是出于无奈，而苏禄也并不是惟唐朝之命是从，而是开展多边外交，保持与吐蕃、**之间的关系，故《新唐书·突厥传》评价其“诡异，不纯于唐，天子羁縻之”

[19]，两者关系微妙。

但对突骑施的册封和让步，也使突骑施起到了该起的作用，迫使吐蕃绕道西北，打通由唐朝势力比较薄弱的葱岭地区进入西域的道路，无法大规模的发动对唐作战，被牢牢“钳制”

在高原内，715年的拔汗那之战，扼制了吐蕃军队由北而南进入楚河流域的势头，吐蕃势力退入葱岭以南地区，同时，又通过针对葱岭一带的外交活动，使唐朝在这一地区的影响ri益增长，722年援救小勃律，大破吐蕃，由小勃律王率领本**队为唐朝镇守西门，于塔什库尔设立被称为“安西极边之戍”

的葱岭守捉，[20]使吐蕃“累岁不敢犯边”

，[21]这些活动与突骑施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同时，利用突骑施，不仅可以支援中亚诸国，而且可以在唐与新兴的大食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具有遏止大食中亚扩张的作用，而苏禄的活动也真正的成为唐王朝重要的边境保障，大食不敢轻易东扩。

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唐朝奉行的册立阿史那氏的过时政策与别种苏禄的身份是唐朝所不能容忍的，唐王朝一开始就对苏禄抱有很大戒心，恐其与吐蕃联手，突破“钳形”

扼制，加上后突厥汗国、新罗诸国，再一次形成强大的北边弧形包围线。

开元二十二年（734）的绢马贸易冲突最终酿成兵灾，唐朝联合大食合力进攻突骑施，苏禄东败于唐，西败于大食，最终覆亡。

突骑施的覆亡亦影响了唐军在西域的战略布局，冲突发生后，苏禄遣使请和时也提到了“以防大食之下，以镇杂虏之心”

的请和理由，[22]但更重要、更现实的是734年吐蕃发兵攻破大、小勃律，“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

，[23]重新突破“钳形”

，对安西四镇构成直接威胁，并阻隔了唐朝与葱岭以西中亚各国的交往，唐朝在确立攻灭突骑施的决策的同时，已埋下了ri后怛罗斯之战的种子，也使得西域再度动荡不宁。

四、大食东侵打乱了唐的战略布局，唐的穷兵黩武最终导致“钳形”

政策的彻底失败

唐与吐蕃针对“钳形”

中间及外围地区的长年争夺，在很多程度上破坏了西域诸国的生产，这一地区地多沙卤，户口甚少，且累遭兵燹，唐军与吐蕃军队的拉锯战以及突厥各部之间的内乱，人口锐减是必然的，同时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生产、生活具有很强的流动xing，且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亦很大，后突厥汗国建立伊始，便遭受连续大旱的沉重打击，九姓地区“野皆赤地，少有生草，以此羊马死耗，十至仈jiu”

，突厥人不得不“掘野草，食草根”

，甚至人自相食，“自有九姓来，未曾见此饥饿之甚”

，[24]无常的天灾又使得游牧民族采取武力掠夺的方式，不断南下袭扰水草丰美地区，致使战争不断，生产生活水平愈加下降。

另一方面，唐朝采取“以夷制夷”

的方针利用蕃兵作战，让部落间互相残杀。

而少数民族部落出兵协助作战，并非出于自愿，但又不得不服从唐朝的调遣，这种惨痛的经历在《阙特勤碑》碑文中被称之为“血的贡赋”

：“你们所得到的只是血流成河，骨积如山。

原会成为老爷的男子变成了奴仆，原会成为太太的女子变成女婢”

。

[25]这段历史在突厥历史学家眼中被认为是“一个可耻、堕落和蒙羞的时代”

。

[26]唐朝对少数民族的军事征发，加剧了唐与游牧民族以及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致使在很长的时间内西域处于时战时和的局面，给吐蕃可乘之机。

同时，羁縻府州也存在缺陷，即贡赋没有明确的数目规定，这正好给边州都督可乘之机，重敛苛剥，掠夺少数民族百姓，过度驱使羁縻部众承担重役，又引起羁縻府州的动乱，被有心之人利用，引发民族冲突。

开元四年，后突厥的暾yu谷积极招降九姓部落，“突厥降户处河曲者，闻毗伽立，多复叛归之”

，[27]民族离心力的增强使唐朝开始在西域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局面。

在唐朝攻灭突骑施时，吐蕃乘机攻破大、小勃律，并将本国公主嫁与小勃律王为妻，小勃律的失守对唐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故在击败突骑施后，唐朝竭尽全力开展了收复大、小勃律的活动，以期重新完成“钳形”

包围。

其中以高仙芝的西征最为著名。

天宝六年，唐朝以安西副都护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兵伐勃律。

这次军事行动成功地诱斩亲吐蕃的小勃律首领五六人，并招降小勃律王苏失利之和他的妻子吐蕃公主，平定了小勃律，确保了唐朝的西门，吐蕃寻求突破“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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