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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盘古写作参考 昭武九姓与安史之乱关（第5页）

陈先生还论列了其中的少数民族成份，尤其强调昭武九姓与安史之乱的关系。

实际上，在天宝年间，当时河西陇石的哥舒翰、朔方的安思顺，范阳的安禄山是那时唐朝的沿边节镇中的三大帅，他们都节制数镇，而且又都是胡族，何以独独安禄山起兵判唐而其他二人则不然呢?唐平定安史之乱，其主力为朔方军，而朔方军实一以胡人部藩藩将为其主要成份者。

其后平淮蔡，则赖李光颜之武力，李氏之军队亦为胡兵。

（13）这都说明安史之乱的爆发决非其将领之种族及胡汉族武力问题所能解释得了的。

陈寅恪先生进一步论证河朔胡化。

“河朔社会通常情态，其尚攻战而不崇文教，质言之，即渐染胡化深而汉化浅也。”

他在《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一文中指出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自河朔地区迁至李唐fu所在的长安、洛阳是由于河朔地区已是胡化区域，汉族士人无法容身。

（14）他还用秀才卢生“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

为例来证明。

实际上，这两个例证并不可能得出“河北社会全然胡化”

的结论。

陈寅恪先生又大量征引藩镇史料，说那些人或者“本是胡人”

或者是“渐染胡习、与胡人不异”

。

所谓“胡习”

陈寅恪先生指的是“尚攻战而不崇文教，”

这又是所谓“河朔胡论”

的证明。

河朔地区本是边防重地，以后又是藩镇连兵，长年攻战的地区，身为节度镇将，可以不习攻战吗?而且尚攻战并不一定就排斥文教，魏博节度使罗威”

服膺儒术，招纳文人，聚书至万卷，每花朝月夕，与宾佐赋吟甚有情趣。”

（15）还要指出的是，河朔藩镇的社会基础事实上是充当职业雇佣兵的农民和**，而这又是与河朔胡化风马牛不相及的。

（16）

其实，河朔地区决不是全然胡化的地区。

在唐代，西域商胡的东来，一些少数民族的内迁，都有一定的路线，有一定沿途居停和聚居的地区。

河朔地区虽有昭武九姓种人分布，但正如以上所论述的那样，他们只是河朔居民中的少数，而安史部众中的昭武九姓又只是少数中的少数，况且他们都是突厥化了的。

少数胡人杂处在大量汉人之中，而竟会使河朔地区在短期内完全胡化，使整个社会面貌彻底改观，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同时，同一时期的长安，洛阳，集居着比河朔地区多得多的胡人，而且长安、洛阳的汉族居民的服饰、次食、舞乐等方面都也深染胡习，是否能得出洛阳、长安就是胡化地区呢?显然是不能的。

（17）

安史之乱的爆发既然用河朔胡化的原因解释不通，那就要从别的方面进行推论。

不过，本篇所论范围已不在此。

这里，仅把《新唐书?兵志》中有关的一段话迻录在此以作全篇的结束。

“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

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险要，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

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

注释

1以下所引陈寅恪先生著作原文，除另行注出外均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

2黄永年师有《羯胡、柘羯、杂种胡考辨》一文，载《文史》第八辑，所论颇jing。

3《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

4（11）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59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本第217—218页，第127页。

6《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78《全唐文》卷四三五。

10王治来《中亚史》第175页

（11）藤田丰八《西域研究》杨链译本第170页

（12）《关于隋唐史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12期

（13）陈寅恪《论唐代之藩将与府兵》，载《金明馆丛稿》初编。

（14）陈寅恪《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15）《旧唐山》卷—八一《罗弘信传》附《罗威传》。

（16）杨志玖《试论唐代藩镇的社会基础》，载《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杨志玖、张国刚《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载《学术月刊》1982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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