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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盘古写作参考 昭武九姓与安史之乱关（第4页）

《通鉴》德宗建中元年八月条：“九姓胡闻其种族为新可汗所诛，……乃密献策于光晟，诸杀回纥。”

《旧唐书张光晟传》：“建中元年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种胡等自京师还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

说明昭武九姓又被称为杂种胡。

安禄山，《旧传》亦称其为杂种胡，《新传》称之胡；史思明，《旧传》亦称其为突厥杂种胡人。

由于安史本人属昭武九姓，其部众中又有族类，安史叛军又被称为“杂种胡”

。

杜甫诗中有“胡尘踰太行，杂种抵京室”

及“杂种虽离垒，长驱甚建瓴”

之句。

安史部众被称为“杂种胡”

的含意与“羯胡”

的称呼是一样的。

最后还要指出的就是，陈寅恪先生通过对“柘羯”

一词的考证，得出中亚昭武九姓皆英勇善战的结论。

从这个前提出发，他又得出记载安史之乱文献中所出现的“羯胡”

、“柘羯”

、“杂种胡”

三词都指英勇善战的昭武九姓种人，他们是安史叛军的生力军。

以上对这种说法进行了辨证，得出与陈先生不同的结沦，“柘羯”

一词最早与月氏人无关，这一名称流传到中亚地区也仅是一种特称，而不是昭武九姓的泛称。

“羯胡”

、“杂种胡”

两名词也与英勇善战无关，它们反是安史叛军的代称而已

陈寅恪先生之所以这样详细地论证河朔地区昭武九姓的来源及作用，是为了给河朔胡化寻找有力的史实根据，因河朔胡化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又是安史之乱发生的主要原因。

而河朔胡化的理论根据是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著名理论——种族文化论。

因此，要弄清安史乱前河朔地区的社会情况，首先要从分析种族文化论入手。

（12）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一开始就提出“种族”

和“文化”

两问题，认为“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

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出的隋唐制度“三源”

说，也完全是从文化和种族着眼的。

陈寅恪先生还以为“种族”

和“文化”

两个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文化”

问题。

他说：“总而官之，全部北朝中，凡关系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

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

。

“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

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

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真实的，反映了南北朝隋唐时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种族文化论归根结蒂是一种纯文化史观。

文化固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纯文化史观以文化现象代替历史发展的全部内容，就难免在解释历史时带有极大的片面xing和局限xing，就难免出现文化决定论的错误。

陈寅恪先生根据种族文化论文提出了河朔胡化问题。

陈寅恪先生把河朔胡化当作是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基本原因。

他说：“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fu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

安禄山，史思明出身于昭武九姓，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陈寅恪先生说：“安史之徒乃自成一义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ri军事上本来无与为敌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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