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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多次见到过巴博萨。

他住在里约，那届世界杯之后继续为俱乐部踢球，直到41岁才带着诸多荣誉退役。

但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人们的指摘、嘲笑和埋怨，几十年后依然如此。

1994年他想到特雷索波利斯的训练场探望国家队，希望能在他们去参加美国世界杯前为他们鼓劲送行，但被对方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巴博萨是个“灾星”

。

他于2000年4月去世，在世的时候他曾数次对我和别人说：“在这个国家要是犯了罪，最高量刑是30年，我不是罪犯，却过了远远超过30年的牢狱般的生活。”

其实，巴西的失利并不怪巴博萨，也不怪其他队员。

济济尼奥说，所有妄自尊大、目中无人的言论，不论是在报纸上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你亲手赠给敌人的利刃”

。

科斯塔教练则将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在球迷、媒体、管理者身上泛滥的‘我们已经赢了’的气氛”

。

巴西是被自吹自擂杀死的。

每个想借世界杯谋利的人——尤其是那些政客——都应该为失利承担责任。

他们凭空造出力不能及的期望值，而当现实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时，巴西队就注定了失败。

“打败我们的不是乌拉圭的第二个进球，”

科斯塔教练说道，“而是第一个。”

话虽如此，很多人还是不会接受这种解释。

悲哀的是，马拉卡纳失利的阴影至今还笼罩在我们心头。

巴博萨说，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日子不是1950年7月16日，而是20年后一个普通的下午，一位妇女和她年幼的儿子在商店里认出了他。

“看，”

那个女人指着巴博萨对儿子说，她的声音很大，足以让巴博萨听得清清楚楚，“就是他伤了全国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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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许会问：你开始时不是说1950年世界杯对巴西是件好事吗？

请听我解释。

的确，那届世界杯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对巴博萨，对其他很多人而言，确实没有什么值得津津乐道的。

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那一天的经历极其宝贵——它将我们凝聚成一个民族，在此后几十年时间里令我们持续受益。

围聚在收音机旁边，共同承受着失利的痛苦，巴西人终于有了共同的体验。

在巴西的历史上，第一次，富人和穷人有了共同语言；不论是在里约、巴鲁、圣保罗还是亚马孙平原深处，不论是在街头巷尾、面包店还是办公室，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可以跟任何人谈论。

现在人们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在当时，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它制造了一个故事，让大家意识到身为一个巴西人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再彼此陌生，从此再也没有隔阂。

并且，此事过后，巴西人脱掉了一层单纯和幼稚——甚至可以说是头脑简单，不再像决赛那天下午以及之前的几个月一样了。

这种品质并未完全消失，但我们的确变得成熟了一些，不再轻信政客、媒体的话。

这在后面的岁月里，对我们的政治，对我们的文化都意义重大。

最后一点：对像我一样心怀足球追求的那一代人而言，1950年7月16日给了我们极大的激励。

看到父亲在客厅里哭泣，母亲在旁边竭力安慰着他，我走进了父母的房间里。

那里墙上有一张耶稣的画像，我泪如雨下，对着画像说：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我们？上帝啊，我们为什么要受到惩罚？”

上帝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失望慢慢平息下来，转而被另一种情绪，一种深刻而坚定的信念所代替。

我擦干眼泪，走回客厅，把手放在父亲胳膊上。

接下来我说出口的——说实话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许只是一个9岁的孩子安慰父母的话，但鉴于此后所发生的事，这句话真的意义非凡。

“没关系的，爸，”

我对他说道，“有一天，我发誓，我会给你赢一个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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