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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我的写作，一直都只是与自己天生的热爱，自己生命的成长，自己的内心情感，自己的思想变化和自己世界观的变化密切相关，与中国文坛所发生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

想当年，面对八十年代文坛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探索，我都觉得可笑，觉得有一点小儿科，觉得外国文艺思潮及其文本形式和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文学思想脉络有着本质的差距。

当时我也如饥似渴地阅读许多翻译作品，也觉得人家的东西，像“等待戈多”

什么的，的确有点意思。

我承认和欣赏别人的精彩，但是一旦面对自己的写作，我就非常冷静了。

因为我的个人经历使我成为了一个热不起来的人，怀疑一切的人。

童年时代穿羊毛衫牛皮鞋抱洋娃娃吃丹麦奶粉，人民群众都朝你巴结地微笑，文化大革命一来，整个生活天翻地覆，人们一定要把你置于死地。

谢谢漫长的文化大革命，谢谢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倍受歧视的生活，是它们引发了我对我们生活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怀疑与思考。

冷眼看着别人时尚的外衣穿在我们骨瘦如柴的身上，勾起的是辛酸和感伤。

别人的精神生活、文本结构与语言形式都产生于别人的现实生活，即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活，而我们中国人呢？可怜的，被紧紧约束在狭窄如一线天的意识形态之下，温饱都还没有解决，猪狗一样拥挤地居住在狭小的空间里，购买豆制品和火柴都还要购物票。

所以，我当时的文学意识的是：摆脱了漫长文革环境的中国文学，至少首先应该有一个对于假大空话语的反动和纠正，有一个对于中国人个体生命的承认，尊重，歉意和抚慰，有一个对于中国人本身七情六欲的关切，有一个对于在逼窄的意识形态下的窘迫且贫困的现实生活的检讨和指责。

所以，我特别有冲动揭示我们自己的疮疤并抚慰我们自己，所以我就激动地写了《烦恼人生》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小说，像《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什么的。

在当时，我的小说与整个文坛的文学气氛很不协调，是一种孤立的另外的从芸芸众生中发出的声音，看似写实，其实是用显微镜放大疮疤，许多人本能地护疼：难道我活得这么卑贱和平庸吗？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于小说的欣赏，已经习惯正面照“风月宝鉴”

，就是《红楼梦》中道士送给贾瑞的风月宝鉴，突然你将反面给我们照，里面是一个骷髅儿，我们自然就难免与贾瑞的反应一样，要骂人了：“混帐，如何吓我！”

所以我的小说从一开始就不讨文学庙堂的喜欢，被批评为苟活和小市民，幸而我早有预料和心理准备，我一点不生气也不着急甚至从来不反驳，因为我与一些人看世界的视点完全不一样，我是从下开始的，他们是从上开始的，用文学界时兴的话说，我是从形而下开始的，他们是从形而上开始的，认识的结果完全不同。

批评界说我是“新写实主义”

，我没有什么反应。

我不太明白什么是“新写实”

。

我也没有花时间去研究。

大家说我什么就是什么罢了。

时间一长，形成了语言事实，有一些公开场合，人们也这么介绍我，我也就默认。

解释自己多累呀。

八十年代，对我震撼最大的是读者对我的接受和认可，《烦恼人生》发表之后，我坐去武钢的轮渡，被武钢的职工们认了出来，整条船一片欢呼，二楼的人们使劲跺脚与一楼呼应，有人当即为大家背诵《烦恼人生》的片断；在波澜壮阔的长江上，迎着初生的灿烂朝霞，听着自己的小说被传颂，看着几百人向你扬起真诚的笑脸，太好了！

这种感觉实实在在地让我激动和狂热，真是太好了。

它对于我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激活毫无疑问地超过了所有的文学奖，专家评语和所谓的历史评价。

所以，我得老实地承认，我与中国文学界的任何一次热潮都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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