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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生活细节非常敏感。

我喜欢用密集的细节构成小说，我不想自己在小说里面一唱三叹说废话，因为我觉得自己远没有生活本身高明。

我不想教导他人，我怕自己好为人师，也很怕累。

程永新：有人评论说你常常把人物写到骨头缝里，以我的阅读经验，也确实觉得你常常对笔下的人物下手挺“狠”

，那种理性的、残酷的解剖似乎要把人物的五脏六腑全掏出来，读完后又觉得很过瘾，这是否与你的学医经历有关？你认为你这种把人物淋漓地撕下来给读者看的写法是否正是你作品的价值所在？

池莉：我的写作与学医经历的确密切相关。

学医的时候，解剖课考试，一个人面对一具尸体，我经常会出现脑子一片空白的瞬间。

那种瞬间的失语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慢慢变成了一种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提醒我看人或者写人都要往骨子里头去，那里和外表是不一样的。

我痛切地感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体制和被集权政治所掌握的文化对中国人人格的最大戕害就是虚伪。

说句不怕社会科学家们嘲笑的话吧：我觉得，中国生产力进步缓慢的最大阻碍就是人性的虚伪！

所以，我一旦提笔写人，就有强烈的撕开愿望，其中包括对我自己。

我认为只有撕开了、只有揭示了本质，才是抚慰的前提，正如伤口首先要进行清理一样；要想创伤愈合，首先必须进行扩创和清创。

在虚假的语境里进行的虚假关怀与抚慰，对真实的生命和社会的进步毫无意义。

程永新：常常与一些对你的作品较为赞赏的朋友交谈，“好看”

已经成为了共识，但也有人毫不讳言地谈及倘若你的作品能够获得一种提升的话，那将更具价值，你认为这种看法中肯吗？在《生活秀》的结尾部分，来双扬（这个人物总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和卓雄洲在度假村有过一次约会，之后，生活归于原先的轨迹。

你是否觉得，这场约会的设计就是对通篇小说的提升？

池莉：我生活在中国社会，我不高估小说的作用。

我更不会在小说中做秀去提升生活。

《生活秀》结尾我没有故意提升，那就是生活本身。

我从来都认为生活用不着作家去提升，我努力要做的只是沉潜。

我希望自己沉潜到中华民族的最深处，然后用中国文字去展示那最深处的光景。

我以为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本身就蕴含着人类所有的意义，文人化的提升奶腔奶调的，往往只是在圈内叫好，而被敏感的读者嗤之以鼻。

我从写作的第一天开始就没有打算在圈内讨好，我不容忍我自己唯一的热爱受到名利的玷污。

并且，这么些年来，在文人圈内喋喋不休讨论的“提升”

呀，“精神家园”

呀，“思想深度”

呀，彼岸的指向到底是什么？实质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思想的什么？又精神的什么？将什么提升到什么程度？至今无人说出一个所以然。

我曾经有幸聆听过有关作家的言论，也曾经心怀叵测地提过一些问题，很不幸，我发现有些人很空洞很浑沌很口是心非。

说说大话其实也就是想图个知识阶层的喜欢，博个名利而已，因为谁心里都明白，历史和文学奖都是知识阶层决定的；而博得老百姓喜欢不仅没有实用价值，还有背上小市民名声的危险。

所以说，文人的恶俗其实表现在媚雅。

我坦率地说，我可不想做个恶俗的作家。

我还想更坦率地说：如果小说真的能够提升生活的话，那我们今天的生活早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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