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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新：现在我们来谈谈《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

这篇小说是你的某段生活经历的写照或者说它是你的一部自传吗？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你的写作大都体现了一种虚构的倾向，而这类带有自传性质（不知道这个界定词是否准确）的文体你很少涉及。

在我的记忆中，《乌鸦之歌》也算是一篇。

写完第一稿，小说是五万多字，你觉得意犹未尽，又拉长了两万多字。

写完之后你打电话告诉我感觉好极了，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这是为什么？

池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依然是一部虚构小说，没有自传的性质。

不错，我是末代知青，但是非常遗憾，我是一个模范知青，循规蹈矩的女孩子，除了私下迷恋写作之外，没有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

正因为迷恋写作，我从下放的第一天起就睁大眼睛观察一切，几乎每天都有详细的日记，早就预谋写小说。

因为对于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来说，上山下乡是踏上社会的第一步，而且这第一步是那么宏大，热闹，从党中央毛主席到学校老师和家里的父母，都重视得不得了，我觉得这其中非常具有文学因素。

可是，这个预谋居然一酝酿就是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来，我屡写屡败，刚刚开头就茫然失措。

我不着急，放下了念头。

我知道我对于这段生活的思考与挖掘还没有成熟。

没有料到，2000年11月的某一天，我正在阅读和长篇的状态之中，可是我突然中了魔，我看见豆豆这个充满反抗精神和反叛心理的女高中生顽皮地打断了我长篇的写作，活泼地从1974年的秋天向我走来。

于是，我知道二十多年的酝酿结果了。

我立刻就动手写这个小说，一动笔便鬼使神差一般流利。

本来我没有篇幅上的考虑的，中途接到了钟红明的约稿电话，说好了给《收获》新年的第一期。

因为第一期发稿在即，我不得不在篇幅上事先作一个预算。

篇幅预算是五万余字，可是写到大半过后，我就知道五万字不够了。

我很后悔提前答应给稿，我恨自己对自己的作品缺乏责任心，但是，刊物必须按时发稿不得儿戏，这样，我写作的时候手就很紧了，就象穷人用钱，处处节制，心里却很憋屈和难受。

没有想到很快，“收获”

的朋友们便为我提供了一个舒展这部小说的机会，这不等于是给我发了一笔钱吗，那么就好好地放手地用吧。

所以，第二稿的修改和润色便成了我的幸福时光。

当放松和尽情地书写先前被迫紧缩的地方的时候，豆豆和她的朋友们都来到了我的身边，那个时代也回到了我的身边，许多的表达都饱满的盛开──而不像第一稿那么不明显。

这情形真是让人高兴，感觉真是像飞行那般流畅和自由。

写作对于我，最愉快的莫过于这种获得充分表达的过程。

程永新：如果《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是一篇知青小说，那么它同以往的知青小说有什么不同？如果它不是知青小说，那我们如何来界定它？是成长小说吗？在早期知青小说里，知青全是英雄，而在你的小说里，“英雄”

成了猥琐庸常之辈，这是否表达了你对生活的一种基本判断？

池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算知青小说？还是算成长小说？对于我，都无所谓。

我看重的只是我抓住和表现了中国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段历史和几个人物。

中国的孩子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我要说的是这个。

因为眼看着正在形成的历史，给我们这代人的定位很笼统，说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可是事实没有那么简单。

知青运动也没有那么简单。

以前写知青的小说，要么写英雄，要么写谴责，要么写一种空虚苍白的怀念，显然都受制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和狭隘的文学观念。

我不写英雄，也不写谴责，也不写空虚的怀念，更不写什么好孩子或者坏孩子，我只想写一些个年轻的个体生命在那个时代环境里的真实状况和成熟过程，想写出一些特殊的时代环境，想写出在我们中国某些特殊的时代环境里，坏往往是好，好其实不那么好，我们得当心地活着。

我要传达给读者的大约就是这些。

我力求把小说写得更好看，力求文字有一种抓人的力量，我力求吸引读者参与小说的审美，在审美过程中，我向读者密传对于生命的感悟，那种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命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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