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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新：《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与你以往的作品相比，创作风格存在什么不同的变化吗？如果存在的话，你能否谈谈这种不同？这部作品在你的写作生涯中是否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池莉：我的创作风格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的每一部小说都在求异，都根据选材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结构、语感、语言色彩以及贯穿整部小说的气场。

比如侧重心理探密的《惊世之作》与侧重客观生活的《生活秀》，阅读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很独特，写七十年代中期的少男少女，自然与所有的小说都不相同了。

我能够感觉到的是，这部小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的确占有不寻常的位置。

因为它漫长的酝酿过程使我不仅获得了对这部小说形式上的完成，更重要的是这种剥茧抽丝的思考逐步拓宽着我对小说观念以及对文学的理解。

对于文学来说，人才是根本。

是个体生命那独特的触须探索了时代和世界，时代和世界才因此而色彩斑斓；小说这才有可能成为历史，哲学和其它门类的科学不可替代的物质。

程永新：你曾经说过，文学就是一种俗物。

这个观点在网上还形成了一种很激烈的争论，而且后来有些以讹传讹。

鉴于你的小说里浓重的生活气息，市井人物形象出没于你的小说当中，你介意别人说你是一个非常“世俗”

的作家吗？

池莉：你的这个问题，我还需要回答吗？在前面的谈话中，我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立场，写作视点以及对于小说的理解等等。

“俗”

这个字在中国文字当中本意不俗，意思是有人有谷子，有了人有了粮食岂不是一个美好世界？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追求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获得法律保障，这是合理的人性，是有效管制人类的自私本性和动物性的最基本条件，是构建宏大辉煌的社会体系的最基本，也是将贫困庸碌混乱的小农生活提升到健康向上有序的市民生活的最起码前提。

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正是地表以下那厚实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地表以上建筑的活力输入。

上层建筑患了严重的贫血症！

人类最美好的愿望、良知以及创造力因为干瘪的血管无力输送而被阻隔在整个民族的下肢部分，所以我们的行动是那么迟缓和疲软，所以我们改革是那么艰难和混乱。

我们在1949年打倒剥削阶级不是为了贫穷而是为了提升整个草根阶级，可是我们的目的与现实弄拧了，直到政治家邓小平煞费苦心地开始扭转。

那么是谁在支撑中华民族？是最广大的人民，是最真实的普通市民，是我们的九死不悔，不屈不挠的父母兄弟。

正是他们在恶劣的历史环境里顽强地坚持了对于生活的热情才有了今天的我们！

因此，我当然认为文学的因素在他们这里，几千年以来就在他们这里，今天依然在他们这里。

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仅是他们，其实也就是我们。

新中国建立以来，亿万人民地位同等，生活同等，思想方式同等，没有谁能够逃逸，当然也包括了文化人。

是的，我们卑微，我们像蚂蚁，我们像葵花──必须统一地朝着太阳转动。

我们谁能够不是小小市民普通一兵？谁能够不出没于市井？你以为你是谁？刚刚提着裤子从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出来，就装出一副精神贵族的模样，说：你们这些小市民吗？说实在的，这种虚伪真让我恶心！

我的一个表亲，工人家庭出身，家大口阔，住房拥挤，日子过得很是寒酸；后来他读了书，读了博，有了不错的工作，他就说现在他已经拥有两居室的住房了，可以经常在书房读书了，所以他就决不再是小市民了。

苍天在上，可怜可怜我中华民族吧。

有了巴掌大的住房就不是小市民了，多么无知啊！

二十一世纪了，我们的文化人竟然还如此浅薄，如此缺乏人本意识，满脑袋瓜子封建等级观念，我只能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也难怪顾城偏激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11以前就已经死绝；也难怪大家闺秀张爱玲要那么固执地申明自己是一个俗人；也难怪鲁迅先生寂寞悲哀地说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这些先士前贤的预感是对的，悲哀寂寞得没有错，因为生在1949年之后的文人居然敢比鲁迅先生的自我感觉都好。

现实真让我欲哭无泪！

我想起了朱学勤在《书斋里的革命》中的一句话：我涕泪横飞的中国啊！

我只能借用朱先生这句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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