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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洪武十九年大诰（第1页）

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突然间成了大明王朝最惹人注意的人。

这位老实巴交的江苏农民，平日里总受当地县吏顾英的迫害。

据说这个顾英不只是迫害陈寿六一个人，而是“害民甚众”

。

忍无可忍的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顾英绑起来，手持皇帝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来到京城告御状。

朱元璋很欣赏陈寿六的行为，赏给他二十锭银钞，又赐给三人各两件衣服，还免除了陈寿六三年的“杂泛差役”

。

然后，皇帝下达谕旨，将此事通报全国，予以表彰。

在表彰诏书里，朱元璋说：如果有人敢罗织罪名，搬弄是非，扰害陈寿六，我就将他族诛！

当然，如果陈寿六自己仗恃着我的名头而横行不法，为非乡里，也同样罪不容赦；但是，陈寿六若有过失，地方官员无权作出决断，必须将他召到京城，由我亲自审理。

末了，朱元璋感慨万千地说道：“其陈寿六其不伟欤！”

于是，陈寿六一下子就成了全国数千万农民的光辉榜样，成了直接归朱元璋领导的御用农民。

陈寿六的故事，只是洪武年间上千万类似案例中较为突出的一例而已。

洪武十九年，在前往南京城的各条驿道上，几乎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百姓们三五成群，或者百十为伍，带着干粮，押着几个手脚绑得结结实实的富豪或者胥吏，或步行或驾着破驴车匆匆赶路。

遇到关口有官员盘查，他们就会从怀里掏出一至四本金黄色封皮的小册子。

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官员们见到这些小册子，会立刻收起威风，点头哈腰。

恭请这些大爷们赶快过关。

这是因为，在洪武十八年颁布的《大诰》里，有这样一条新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

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

如有人胆敢中途邀截，则枭首示众！

各处关津、渡口。

也不得阻挡。”

在此之前，泱泱大国上千年的历史里，给百姓们捉拿污吏权力的政策还从来都没有过。

朱元璋的这一规定，可谓是石破天惊。

关于这一新政策，朱元璋还有不少补充条款。

譬如：他担心百姓们抓污吏上京，当局会拒绝给他们“路引”

。

所以，《大诰二编》有规定，百姓们没带路引出门，将治地方当局以重罪—又补充说：凡是进京上访或者是抓污吏上京的百姓，“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

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

，只要各处关口要津查问清楚是入京的，即刻放行，不得阻拦，否则一律杀头！

朱元璋不只看到了贪吏这一面，同时也注意到了官员。

所以他还补充道：“各地方的廉洁官员，能够为百姓造福的，当地百姓肯定知道。

这些清官、好官，如果被恶人中伤诬告。

栽赃陷害，朝廷一时失察，朕允许当地百姓，或百人，或五六十人。

或上千人，岁末的时候一起到京城来找我，向我当面详细奏报。

朕必然做到为善者嘉奖，为恶者严惩。”

最后，朱元璋说，如果天下百姓们肯按照朕的话去做，一个幸福美满的新时代就触手可及了，“即岁天下太平矣”

！

在颁布这些破天荒的新制度以前，朱元璋已经采取了许多霹雳手段来惩治这个帝国泛滥成灾的贪污**。

大批大批的官员们都倒在了他雷厉风行的肃贪风暴之中，被逼无奈，他甚至又动用了剥皮实草的酷刑。

但效果看起来似乎不怎么样，贪风依旧炽烈。

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是“前尸未移，后尸继之”

。

《大诰》里这些破天荒的新制度，正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很显然，朱元璋已经对从体制内根治贪腐丧失了信心，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了无人敢于尝试的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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