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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第5页）

在邱处机的“立观度人”

的号召下，短短几十年间，全真教的宫观、弟子就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如1228年安葬丘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

；1241年会葬王重阳时，“时陕右虽甫定，犹为边鄙重地，经理及会葬者，四方道俗云集，常数万人”

。

这些数万余人的聚集，对元朝统治者而言，无异是一种强裂的震撼。

二是全真教的信徒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属于丘处机利用成吉思汗赋予的特权，救拔出的战场俘虏、应付不了徭役的平民、因战乱而冻饿街头的流浪者等。

在元朝统治者看来，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动摇其统治的隐患。

尽管全真教在丘处机之后的历任掌门也都利用宗教为统治者效力，但是其影响和势力，已经超过元朝统治者的心理承受极限。

宪宗年间，亲受成吉思汗特权的丘处机已已羽化登真多年，此时全真教享有的特权，随着丘处机的离去，已临晚霞时分。

但是全真教的弟子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劲头十足地打着“三教一家”

的旗号，利用特权，占领佛门的寺院，合并佛门，玩得太猛，从而引爆了佛教人士的强烈不满。

于是纷纷上书朝廷，要求禁毁《老子化胡经》，归还寺院。

佛、道矛盾的激化，佛教人士上书朝廷要求归还寺院。

为宪宗皇帝蒙哥限制全真教提供了有利的借口和契机。

毕竟全真教派被太祖成吉思汗赋予了许多特权，如果冒然对其限制，难免会引来社会甚至于统治阶层内部的不同声音。

所以宪宗皇帝利用佛教人士上书朝廷要求禁毁《老子化胡经》、归还寺院的契机，于宪宗八年（1258年）诏办僧道辩法会，这场辩法会的结果，宪宗皇帝早已内定。

全真道大败，做为全真教弟子占据寺院的理论基础《老子化胡经》，被认定为伪经，列为禁书。

宪宗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的寺院200余处，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

其时，南宋王朝尚存，要说这一次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尚不足以使其亡佚。

但是，除了在元宪宗八年（公元1258年）这次焚禁之外，蒙哥的老兄弟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依然沿袭了这种抑制全真教的策，在灭南宋王朝后的至元十八年（1281年）、二十一年（1284年）、二十八年（1291年），《老子化胡经》又先后三次被诏令焚毁，从此《老子化胡经》便告亡佚。

清末，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老子化胡经》残卷（序、卷一、卷二、卷八、卷十等残卷）。

四、“老子过函关化胡”

和“三教出一门”

之说的影响

尽管《老子化胡经》被焚毁后亡佚，但是“老子过函关化胡”

和“三教出一门”

之说的影响，并没有随着《老子化胡经》被焚毁而去，这种传说虽然几乎无依据，甚至是谬传；虽然令一些佛教人士不服；但是，已经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形成了无法抹去的烙印。

已经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影响甚广。

如有些火居道士傍着就近佛教的寺院修行，也不被僧侣驱赶；而一些出于民族自尊心的一些僧侣，也研习道教的一些经典；两教之间的经典相互借鉴；部分神祇互相通用；有些道教派别甚至也把“佛诞节”

做为教门的重大节日来庆贺（其寓意是庆贺老子的另一大有功德的弟子降世，事实上这种庆贺是给佛教上眼药的一种做法）等等，充分说明了“老子过函关化胡”

和“三教出一门”

之说在中华大地的影响……

在《老子化胡经》亡佚多年后的一些明清小说里，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其中对“老子过函关化胡”

和“三教出一门”

之说的认可和影响。

这里最典型的当属《西游记》，这本书本身是“谤道敬佛”

的，但是对“老子过函关化胡”

和“三教出一门”

之说依然是毫无疑义地认可（请参阅本人的另一篇作品相关文章《太上老君》）。

所有这些，无不诏示着一种民族自尊、自爱情绪的存在。

而在这种民族情绪面前，“老子过函关化胡”

和“三教出一门”

之说的真伪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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