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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零四章迎接塞西尔（第2页）

随后，张元又再次另辟蹊径，给同辈电影人指向了一条可能的出路：尽管《妈妈》的国内发行很成问题，首发只获得六个拷贝的订数；但第一次，在未经任何官方认可与手续的情况下，张元带着《妈妈》前往法国南特，并在电影节上获评委会奖与公众大奖。

随后，他带着这部电影开始在数十个国际电影节上参展、参赛，以这种方式，张元成为了继陈凯歌、张艺谋之後，又一个为西方所知晓的中国导演。

&nbs的ri子》，与此同时何建军摄制了《悬恋》（然后是《邮差》），一时间，duli制片开始成为中国电影中的一股潜流，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不得以的地下时期

“当duli电影人的作品在欧美电影节上频繁制造中国热点时，一种回应是：中国电影代表团和中国制片体制内制作的电影作品拒绝或被禁止出席任何有duli制片作品参赛、参展的国际电影节。

于是，一种复杂、微妙而充满张力的情形开始出现在不同的国际电影节之上。

作为一个高chao，是第五代主将田壮壮未获审查通过的影片《蓝风筝》的参赛以及《beijing咋种》的参展，使中国电影代表团在到达东京之后，被禁止出席任何有关活动。”

1993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了对电影《蓝风筝》（田壮壮）、《beijing咋种》、《流langbeijing》（吴文光）、《我毕业了》（王光利）、《停机》（1993年张元的《一地jimao》开机，因为《beijing咋种》一片又si自参加ri本东京电影节，引起官方的极大愤怒，上级主管部men发下“紧拍令”

，所有影视机构不得与张元合作，同时电影制片厂撕毁出租灯光及摄影机的合同。

关于这次“下马”

事件的整个过程在张元的妻子宁岱的纪录片《停机》（原名是《关于一部被禁影片的讨论》）里有所记录。

&的ri子》（王xiao帅）、《悬恋》（何建军）七部影片导演的禁令。

参加电影节

duli制片方式下的电影难以被国内体制容纳，审查无法通过，拷贝卖不出去，duli导演们于是纷纷效法张元，走向国际电影节，以求突围。

而这一原本是不得已“集体行为”

，在得到西方世界的默许和鼓励之后，反而变成当时大多数“地下电影”

获得生存和认可的“唯一途径”

。

此后，张元的《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马格帕罗塔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王的ri子》1994年获希腊塞索斯尼克国际电影节金亚力山大奖；胡雪杨的《留守nv士》1993年获埃及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字塔大奖，何建军《悬恋》1994年获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影评人奖，《邮差》1995年获影评人奖和最佳影片奖

但是，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却言词犀利地指出了其中的弊端，“西方对于中国第六代电影的极度颂扬，所关注的并非是影片所呈现关于中国文化或社会的现实，也不是影片本身，而是‘电影以外的事实。

第六代电影的duli制片方式，是继张艺谋的‘铁屋子’老房子中被扼杀的yu望故事，和在现当代中国史的景片前出演的命运悲剧后，成了受到西方瞩目的第三种指认中国的方式：一如张艺谋和张艺谋式的电影满足了西方人旧有的东方主义镜象；第六代在西方的入选，被用于补足西方ziyou知识分子先在的，对于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景观的预期，以完满西方ziyou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的minzhu、进步、反抗、公民社会、边缘人的勾勒……”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duli电影的处境实际上变得更加艰难，duli导演们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僵化，形成了双方都很尴尬的不利局面。

duli电影七君子上书

2003年，局势的变化已经相当微妙。

从这一年的年初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媒体公众和业内人士们关于电影分级的讨论便越来越频繁和ji烈。

8月，国家电影局开始主动召集一些著名duli电影导演，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以前的“训话”

状态转为“大家能坐下来谈谈”

。

11月初，电影局打电话通知王xiao帅，让他通知贾樟柯、娄烨等导演，一起参加一个会议。

11月13ri，这个后来被神秘化了的座谈会终于在beijing电影学院的会议室进行了，当时参加会议的人被分成电影局官员、电影学院领导、duli电影人、电影学院师生4个部分，据与会者之一的电影学院教师张献民回忆说，“一共来了100多人。

座位做得非常滑稽，整整齐齐地划分了两排，一边是贾樟柯、王xiao帅、娄烨、我、崔之恩、张亚璇，我们都是发了言的，贾樟柯的左边还有刘建斌、乌迪、何建军、章明、王超，后排有雎安奇、李yu、耐安、吕乐。

后排的人都没能发言，不是他们不愿意发言，而是当时的场面就没有时间给大家发言。”

在这次会议上，张献民代表大家念了一份事先起草的提纲，这份提纲经过深思熟虑，有四条明确的意见，其中三条和审查制度有关。

该提纲有七人签名，分别是何建军、雎安奇、贾樟柯、娄烨、王xiao帅、张献民和张亚璇（实际签名者人数则更多，均因各种原因撤销了签名），因为该事件的典型xing和历史意义，他们随后被称为“duli电影七君子”

。

对于这次“上书”

和发生在整个2003年的明显变化，青年电影的代言人张献民说：“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利好”

规定就有点像晚期癌症病人到医院就诊，大夫不给做手术，却说给你剪剪指甲吧实际现在这些主流电影已经没有yao方了，必死无疑。”

走向地上

无论如何，在“上书”

之后的2004年，局势已出现明显改善，越来越多的第六代导演或与第六代导演处境相似而找不到出路的年轻导演，开始看到了希望的有效途径。

情况并没有像张献民（blog）最初担心的那样每况愈下，但实际情况，也并不乐观。

事实上在诞生之初，第六代就面临着第五代不曾遭受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和严峻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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