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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老舍小说艺术技巧的纵与横（第4页）

明白了这个，再加上我们前面所说过的食不饱力不足那一套，大概谁也能明白个**成了。

我们不抹稀泥，怎么办呢……爽性我把最泄气的也说了吧：当过一两年差事，我在弟兄们中间已经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我的办事诀窍，就是……怎么不负责任，而且不教人看出抹稀泥来，我就怎办。

话要说得好听，甜嘴蜜舌的把责任全推到一边去，准保不招灾不惹祸。

弟兄们都会这一套，可是他们的嘴和神气差着点劲儿。

一句话有多少种说法，把神气弄对了地方，话就能说出去又拉回来，像弹簧似的（《四世同堂》58页。

《老舍全集》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

）。

日本并不像英美那样以政治决定军事，也不像德意那样以军事决定政治。

她的民族性格似乎替她决定了一切。

她有天大的野心，而老自惭腿短身量矮，所以尽管她有吞吃地球的**，而不敢公然的提出什么主义，打起什么旗号。

她只能在军人闯出祸来以后，才去找合适的欺人的名词与说法。

她的政治是给军事擦屁股（《我这一辈子》第十节。

）。

（桐芳告诫高第）一个女人就像风筝。

别看它花红柳绿的，在半天空中摇摇摆摆，怪美的，其实那根线儿是在人家手里呢！

不服气，你要挣断那根线儿，好，你就头朝下，不是落在树上，就是挂在电线上，连尾巴带翅膀，全扯得稀烂，比什么都难看！

……要嫁人的话，就嫁个老老实实的人：不怕穷点，只要小两口儿能消消停停的过日子就好（《四世同堂》，第83页。

）！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他们理应想一想怎么还债，怎么节省开支，省得在年根底下叫债主们把门环子敲碎。

没有，他们没有那么想。

大姐婆婆不知由哪里找到一点钱，买了头号的大糖瓜，带芝麻的和不带芝麻的，摆在灶王面前，并且瞪着眼下命令：“吃了我的糖，到天上多说几句好话，别不三不四地顺口开河，瞎扯！”

两位男人呢，也不知由哪里弄来一点钱，都买了鞭炮。

老爷儿俩都脱了长袍。

老头儿换上一件旧狐皮马褂，不系纽扣，而用一条旧布褡包松拢着，十分潇洒。

大姐夫呢，年轻火力壮，只穿着小棉袄，直打喷嚏，而连说不冷。

鞭声先起，清脆紧张，一会儿便火花急溅，响成一片。

儿子放单响的麻雷子，父亲放双响的二踢脚，间隔停匀，有板有眼：噼啪噼啪，咚；噼啪噼啪，咚——当！

这样一放完，父子相视微笑，都觉得放炮的技巧九城第一……（《正红旗下》第一节。

）再一个不同就是，金庸的调侃幽默，主要是以对话来实现的，说话人装疯卖傻，半疯半傻，真疯真傻，说着说着，我们就忍俊不禁了。

钱钟书的调侃幽默，又主要以无所不在的作者叙述语言来实现，在交代人物、事情的过程中，比类联想，把风马牛不相及的双方强行扭在一起，制造错位、突兀的惊奇效应，达到逗笑读者的目的。

老舍的幽默则圆融含混一些，不像前者那样锋芒毕露、一目了然，在仿佛漫不经心的风物描写里，把一种本该正常的状态，稍稍引歪了，突出它们不同寻常的方面，有时连自已（“我”

）和身边的亲人都肯调侃一气、挖苦一气，拿他们所干的一些事，从中看出性情上的“怪异”

荒诞。

钱钟书和金庸，是舍不得如此付出的，而由于二者的调侃、讽刺，对外不对内、对人不对己，如善于自保的李敖，太过聪明、自负，就难得对自我（个体）存在的悲剧，作出曹雪芹那样的深度或本体意义上的追问与反思。

老舍的命笔方式，应该比钱钟书和金庸优裕，本来很容易就能达到一定深度，但是他的不足比之金、钱又不同，精神、思想里“现实”

成分过多，笔头穿走于形而下的具象世界，缺乏《红楼梦》那样的形而上的混沌、苍茫感，也不及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深度，就相对地“小气”

了。

好在，《红楼梦》仅此一部，鲁迅的思想、精神，也主要不在小说作品里，老舍那些相对“小气”

的小说，因为他对底层生活的熟悉和原生态体验与史家的洞识力，的确给了他的人物以生命的“原色和质感”

，其魅力和艺术价值，仍是首屈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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