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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王外来意识形态的中国化（第8页）

）

二是供奉的理由，在前文，是因为蚩尤创制五兵，故奉为兵祖，求其辟佑，在后文，是因为毗沙门被“委之佛法”

，所以，还专门指出“国家钦若，释教护法降魔，万国归心，十方向化。

惟彼胡虏，尚敢昏迷……”

换句话说，有点打“圣战”

的意思，你不信我，我就砍你……姑且不说中国自儒家作“天人合一”

之论后已无宗教战争的人民基础，最起码，这里面有个大大的隐患，合着，毗沙门这老小子是要“国家钦若”

才肯出力的？那要是“国家”

不信佛了，或者外边的“胡虏”

比咱们更加归心向化，那……他在战场上可到底是保佑谁啊？！

由上边引申下来，咱们也可以发现第三个区别，在蚩尤，是“火烈风扫，戎夏大同”

，要以夏变夷，立场非常明确，而在毗沙门，却只是“刁斗不惊、太白无芒”

，虽然也算是打胜仗了，可总有点刻意淡化“政治属性”

，为战争而战争的意思。

……这样分析下去，咱们还可以分析出很多区别，不过，我在这里只想再强调一个。

对蚩尤表示尊重时，说得是“允我一人之德，由尔五兵之功”

，对毗沙门表示尊重时，说得却是“虽事集於边将，而功归於天王”

。

虽事集於边将，而功归於天王！

换咱们是边将，提头沥血打完仗下来，就落这么一句，会怎么想，怎么说？

直娘贼的腌囋泼材……这算什么龟孙操的鸟事啊！

可以说，作为由帝皇一时兴起而强行供奉的外国军神，毗沙门从一开始起就缺乏足够的基础，有唐一代也还罢了，到宋朝时，道君皇帝一个接一个出，北方诸族倒是都把佛爷捧得老鼻子高，在这种情况下，毗沙门作为军神的合法性，显然要受到质疑，和必然会被消弱。

特别是从南宋开始，一方面理学大兴，众多外放为官的道学先生们皆以辟佛卫道、扫荡淫祀为已任。

一方面对北方异族连连吃亏，导致对外来因素的恐惧和排斥不断放大，天王堂的香火遂渐渐势微。

而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政权的多次更替，和毗沙门神格的分裂，民间对天王堂的信仰大幅削弱且完全去佛化，地方政权也不复以官帑维护天王堂了。

（至此，我又不由得想要对施、罗两位先生发出赞叹，二先生身处明季，中隔蒙元，去唐、宋已远，但信手写来，一个如此不起眼的细节，却能够妥当熨贴，合乎北宋风物，其细腻、其缜密、其风骨、其自珍自重，足为百代楷模，而再若与今日一干嘴上跑马的所谓“历史大家”

相比起来，更令人不得不有“微斯人”

之叹了。

）

不过，说是荒诞也可以，说是滑稽也可以，累累数百年对毗沙门天王的崇拜，毕竟还是培育出了一批对天王堂执有信仰的民众，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天王名叫“毗沙门”

，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是“北天王”

，却依然对其有着信仰，这些人可能不识字，没文化，但，他们的信仰，却也最难动摇。

庙堂上的朝秦暮楚、昨是今非，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

并且，这些沉默而又固执的信念，更会在积累当中产生力量，反作用于庙堂。

（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也必须有一些有可以为最广大民众所接受和信仰的理念与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坚持下去。

）

之前，我在《端午》里曾经写过一段文字，将之移用在这里，我觉得，也完全合适“年复一年下来，到最后，在乡野间悄悄流传的涓滴细流，更汇成了强力的江河，倒卷回庙堂之上，开始涤洗着文士们的记忆。”

这是天王堂的复生，却不是毗沙门的复生，由盛而衰，自死转生，天王堂经已脱胎换骨，终焉被完全的中国化。

一些特征性的东西仍然保留，比如手中的宝塔，仍然在握，并丰富出了七层玲珑等等特征，但又有所中国化，比如宝塔上供奉的释伽牟尼像已不见，比如手中的三叉戟被悄悄改造成了中国猎户习用的虎叉，再到后来，更又变成了武将所用的方天画戟。

外形的中国化，自然也伴随着身份的中国化，既然传说中没有对应的这样一位军神，正不妨将那些聪明正直的逝者抬举上位，李靖作为有唐一代的第一战神，功高而能终考福，更本来就有着众多神迹传说，至此牵强附会，终于变成了托塔李天王。

（李靖的天王化，应该说只是偶然，但天王的中国化，却是一个必然，如果不是他的话，那么也必定会有其它的秦天王罗天王甚至是赵天王张天王出现）

李靖本为唐臣，纵列仙班，也断不会西奉胡佛，很自然的，随着天王的李靖化，各地天王堂也就悄悄落入道门手中。

同时被收编的，还有毗沙门比较有出息的两个儿子。

三子那宅，是走得最快的，严格来说，对他的改造收编，还在乃父之前，据《五灯会元》所载，早在两宋年间，已有多条与其相关的记载，这里略举数条：

“那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如何是那吒本来身？”

“三头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扑帝钟”

“八臂那吒冷眼窥”

“一句绝言诠，那吒擎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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