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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版 第6章（第3页）

后世人已经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使用，有人猜测它是调酒的器具。

还有上大下小、呈喇叭口状的陶辄，它的具体用途也很难判断。

也许张大的口部有“醒酒”

作用。

无论如何，这些复杂、成套的酒具代表着隆重的仪式感，说明酒不仅是饮料，还是社交礼仪活动的重要内容。

到二里头后期，青铜铸造技术突飞猛进，随葬品中出现了多件铸铜的爵、孟、肇、鼎，主要是用作酒器，造型模仿陶器，用于彰显主人尊贵的身份，可以称为“铜礼器”

。

比起之前的小刀、铜铃之类的小件，铜礼器体型变大（一般高

新磬出土的陶蚕和陶觎：陶孟有三只袋足，适合烧煮加热，但细小的“壶嘴”

显然不适合煮粥，如果只为烧开水，它的复杂造型又有点多余，所以有学者推测它是用来温酒的，酒才当得起如此重视

二里头一期出土的爵（左）和觎，出自54：在流行上千年之后，酒爵逐渐退场，但它被引申出了“爵位”

之意，代表世袭的高贵身份

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青铜器约有200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

其中青铜容器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除一件鼎外，主要为仿造陶器制作而成的酒器。

二里头文化开始的青铜容器的铸造，需要由多块内、外范拼合铸出整器，显示出原创性与独特性。

这种合范铸造技术的出现在中国金属冶铸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26

20厘米以上），造型复杂，需要多块陶范拼接铸造。

基本都没有纹饰，器壁很薄，厚度只有1—2毫米，可见当时铜料很珍贵，即使统治者也承担不起厚重的铜器。

在三四期阶段，还出现了全新的铜兵器，如铜钺和铜戈。

铜钺的造型可能是从玉石钺来的，但铜戈比较特殊，此前很少有类似戈的石器，属于古代中国比较独特的兵器。

中国的铜蕴藏量不太丰富，铜器成本较高，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对二里头普通民众来说，使用最多的还是石器和骨器。

石器可能是在洛河中采集砾石敲打制造的。

到后来的商朝、西周以至春秋，最基本的农具还是石器。

石制农具和工具被完全取代，要到冶铁技术已经普及的战国。

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都是常用的词，但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对等。

青铜器从未完全淘汰石器，它更多体现的是上层人生活的改变，就像古人发明文字后，社会上的多数人仍是文盲。

社会的发展水平往往是被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代表的。

但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低估青铜，正是它铸造了华夏的最初文明和第一王朝。

青铜催生文明

“文明”

是人类学和上古史学者经常讨论的课题。

石器时代的各种人群现象被称为“文化”

，但它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只要是人制造的物品和遗迹都是“文化”

，旧石器时代也是文化。

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主要以陶器工艺和造型分类，因为陶器制造量大，在遗址中最常见（多是碎裂的陶片，但有些可以拼合），造型特征也最明显。

不同地域的人群使用的陶器不同，由此很容易区分出不同的文化；即便同一个人群，在不同的时期，陶器特征也会进化，由此还可以细分出时段。

所以中国的考古学者最重视陶器形制研究。

此外，不同文化中的玉器、石器、建筑和墓葬也会各有特点。

比起文化，文明则要高端得多。

它标志着人类告别原始状态，和动物界的距离也更远了，进入可以加速发展、与现代社会一脉相承的轨道之中。

当然，进入文明时代后，以陶器为基础的文化分类仍然存在，因为它最能反映普通人的生活。

学术界以往对“文明”

的界定比较严格，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

按这种标准，商代晚期的殷商阶段属于文明，因为有可以释读的甲骨文；后来也发现过早商阶段的甲骨文材料，但极为稀少。

总体来说，商代符合严格的文明标准，争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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