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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版 第6章（第4页）

但商代之前的夏-二里头，缺少文字要素；再早的新石器末期古国，如石御、陶寺和良渚等，有万人聚居的大型聚落及明显的阶级分层和宏大建筑，却没有或极少有铜器。

这些都不符合严格的文明标准。

近些年，有学者提出了更宽泛的标准，认为只要有大型城邑，或者叫“复杂社会”

，就可以称之为“文明”

。

它的原理是，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生活，会形成相对复杂的职业分工和社会分层，这种组织协作能力是人群继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按照这种标准，距今5000—4900年前的良渚古国也可以称为“良渚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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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泛或者严格的标准各有意义，不必相互否定。

但需要注意的是，符合宽泛“文明”

标准的多数古国（4000年之前的）大都在短期繁荣后凋零了，它们建设“复杂社会”

的经验显然不够完善，缺乏长期发展的能力，而且各古国建成“复杂社会”

也都是自发的，相互间少有传承。

当然，古国文明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有些文化元素辗转在古国之间传递了下来，比如良渚古国的几种典型玉器就传承到了石昴、陶寺以至商代：石郎的浮雕游龙变身为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图腾；冶炼红铜和铸造小件铜器的技术也辗转传递到了新著-二里头。

草蛇灰线，潜流伏脉，这是4000年前古国文明的“传承特点”

，很不明晰。

相比之下，夏-二里头与后面的商、周王朝一脉相承，没有断档。

商人征服二里头-夏，接受整个夏朝遗产的过程，在考古成果里表现得很清晰。

在二里头之前，大型城邑（古国）已经有过若干座，狭义文明标准的第一项要素已经有了，但不够稳定。

二里头的创新是第二项，也就是青铜冶铸技术，有了它，大型城邑（古国）才能维持和发展下去，让第一项要素真正确立，并继续发展出第三项——文字。

青铜产业需要更庞大的共同体人口基础和更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

从采矿、运输、冶炼，到配比合金、制范铸造，需要一系列专门技术以及众多人员和组织的协作，而这是复杂社会才能供养、维系和发展的。

中国的铜矿蕴藏较少，青铜器物很难真正普及千家万户，而青铜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最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数量少，价值高：青铜礼器显示阶级差别秩序，而青铜兵器戈、钺和镁对木石兵器有压倒性优势，王权借此获得武力保障。

这是“文明”

或者“复杂社会”

维持稳定、避免解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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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之下，石器时代的古国王权，并没有凌驾于民众阶层之上的武装优势，统治者可以用玉礼器表现自己的高贵奢华，但玉兵器的战斗力并不能超越石兵器。

当良渚、陶寺和石郎这些石器古国走向繁荣时，急剧加深的贫富差距会导致底层民众揭竿而起，统治阶层和初具规模的复杂社会也就毁于一旦。

二里头以往的一千多年里，从长江中游、江浙到华北，众多古国兴起又解体。

到三期时，二里头也进入了古国盛极而衰的节点：统治者豪奢营建，底层人群极度贫困，劳役无休，对立情绪终将引爆。

恰在此时，成熟的青铜技术让二里头得以续命，社会上层继续维持其统治。

三期之初建设的宫城城墙，保卫的只是居住在宫殿区的上层人群，而非整个二里头古城。

显然，这是二里头内部阶级矛盾的产物。

二期显贵墓葬中没有兵器，显示阶级矛盾还不激烈；三期墓葬却多次发现铜戈和铜钺，说明上层社会武装程度明显提高，及时发展了镇压底层社会的能力。

显贵的武装优势也是各种宏大工程的保证。

三期聚落面积并没有比二期明显扩大，表明人口没有明显增长，但宫墙却在此期完工，多座殿堂也升级换代，青铜冶铸区显著扩大。

显然，这是对民众控制力强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统治者索取的贡赋和劳役更多了。

在这些物质基础上，二里头才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夏王朝。

石器时代古国繁荣难以超过二百年的周期律，就这样被二里头的青铜兵器破解了。

有限人祭与二元制社会

在龙山时代的华北，人祭和人奠基现象比较普遍。

这种风俗也延续到了二里头，不过从已有的考古发掘来看，二里头的人祭行为并不算太泛滥：

一，各期的墓葬没有发现殉葬人，也没有事后祭祀和埋入人牲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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