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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版 第20章（第3页）

目前已发掘其中八座，每座埋有斩首的三四人，多为俯卧，人头在死者肩部。

能够辨识的死者，皆为青壮年男性。

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是，有一半的祭祀坑发现骨制的箭跳，其中两坑分别埋有一枚和三枚，另两坑则各埋有两枚。

以18为例，共埋有四人。

坑底埋有三人，俯卧，头骨被夯碎，颈部朝东；后又在其脚端的坑壁上挖出一个壁龛，里面是呈跪坐姿势的一人，但头骨没有夯碎，而是放在了壁龛里。

该坑埋有三枚骨链，其中一枚在北侧俯卧之人的腿部，另外两枚分别在中间人的上臂和肋骨部位，肋骨上的已经残断。

其他三座坑中的骨镶，有的在人牲的腿部（3和2），也有的在腰部和前臂（15）。

这些骨散的出现颇难解释，并非每座坑都有，也并非每个人牲都有。

箭的木杆会因腐朽而消失，那么，这些镁最初是带着箭杆埋下去的吗？2北侧人牲的腿部有两枚箭镀，其中一枚横在小腿部位，尾端朝坑壁，说明它没有连着箭杆，不然，杆会触及坑壁而改变方向。

这些箭镂应当是射到人牲身体上的，只是有些还能被主人完整地拔出来再利用，而另一些因嵌入人骨或筋肉，主人只能把箭杆拔出，箭镶则随着人牲被埋进了坑中。

由此可以推论:可能多数人牲都中过箭，只是有些被拔掉了而已。

那些带箭镶的尸骨很多也是被射在腿部或胳膊等非致命部位，说明他们生前并不是在静态而是在奔跑逃命中被射中的，也正因此，中箭的才会是非要害部位。

历史学者李竞恒有注意到殷墟人牲带箭的现象，他的推论是，这是商人为活捉羌人等俘虏而故意射击其非致命部位所致。

“本书认为，这种推测难以成立，在真实的战斗中，没有哪一方可以如此从容地选择命中部位，而且中箭之后，俘虏也很难身着箭头被带回殷都，在传统时代，外伤往往会引发致命的感染。

因此，这只能是发生在祭祀场附近。

而且，这四座祭祀坑中的箭镁是同种规格，骨质三棱形锋，形制较大，长度超过10厘米，发掘者称之为“大三棱”

，其特点是，没有倒锋，容易拔出来继续使用。

故而，这些人牲应当是大学生们练习射箭和搏杀的陪练。

商朝王室和“大学”

不会缺乏青铜箭敬，但为何不对人牲使用铜镶呢？这可能是基于“训练”

的考虑，毕竟锋利的铜镶更容易致命，而骨皴则致死率较低。

另外，出土骨链的锋刃多有磨损也说明，它们是被多次使用的练习品。

丁一南檐下的祭祀坑是统一制作和填埋的。

先是挖掘坚硬的夯土，有2米多深后，放进人牲的尸体，有些还会打碎几件陶器放进去，象征人牲在地下也会有些生活用品，以让其灵魂更安心地守卫殿堂。

然后，填土夯打。

人牲的头骨应该就是这么被夯碎的。

填满土后，为使祭祀坑不那么容易被发现，又在地面整体铺了一层20厘米厚的黄土。

后经钻探发现，南檐下并不止十座祭祀坑，但为保存房基的完整性，考古队没有继续发掘。

据推测，人牲不会少于40人。

丁组建筑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大学生们还要反复用人牲练习射击和搏杀，这样便会不断地出现新的祭祀坑。

这些后期坑建在丁一东南方的空地上，目前已发现成排的六座。

其中，10埋有三具俯身的尸体，没有被砍头，其中一人缺失了手和脚。

此外，坑角还发现了两处散落的牙齿，发掘者推测，这应该是“当时被打掉的”

。

这座坑最特殊之处在于，不仅有陶器碎片，还有四件小巧的青铜斧、三件环首铜小刀以及两块不及巴掌大的长方形磨刀石。

铜斧的整体长度在7—14厘米之间，铜刀长20厘米左右，刀斧基本完整，刃部略有残缺，是使用过的。

两块磨刀石上有穿孔，当是为系绳之用，便于随身携带。

与前述18不同，10中的这三名人牲的身上没有箭蛛，但携带了近战用的刀斧。

他们可能是大学生们练习万舞（短兵近战）的陪练，这种高度仿真的肉搏战训练也可以看作一种角斗，比赛规则自然对人牲不利。

卜辞中，用钺的“万舞”

练习者要分左、中、右站立，可能是众多的学生列队围拢对付少数几名陪练角斗士。

另外，这四件铜斧的形制比较特殊，并不是商式风格，而是燕山以北草原地带流行的“管鎏斧”

：顶端铸造出圆管形的鎏，会管上还有一个小孔，将木柄插进去，钉入一枚钉子固定木柄。

商式钺则是整体片状，在木柄顶端开槽，把钺上端的凸起部分插入槽中，再捆绑固定。

殷墟地区较少发现这种管鎏斧。

发掘报告推测，坑中三人可能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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