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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版 第42章（第2页）

在文献和考古中，史氏薛国彻底消失后，当地土著的姒姓薛国却重新出现，并存续到春秋晚期，且一直作为鲁国的附庸，衷心归化于周人文化圈。

可能在西周前期的昭王或者穆王时，周朝帮助姒姓的土著薛国复国，而商人史氏则被周朝强制迁徙，或者逃亡到了更遥远的东南方，从此永远消失。

以上是殷商遗民在西周初年保留人殉的情况，总体特征仍是减少，到西周中后期几乎完全消失。

不过，和基于原始宗教向神奉献的人祭与人奠基不同，用人殉葬是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思维，富贵者希望把妻妾和奴婢带到彼岸世界继续侍奉自己，所以人殉在古代一直不绝如缕，直到清代。

7只是稍为幸运的是，后世的人殉规模已经远不如商代。

人祭记忆的暗流

周公执政时期不仅禁止人祭、人奠基和人殉行为，同时还禁止在书面文献中提及商人的这些风俗，结果，铲除人祭的记录也和人祭行为一起消失了，只剩下了地层中那些无法销毁的遗迹。

但是在文字记录之外，人们还有口传的历史记忆，这是朝廷禁令难以销毁的。

可以合理推测，有关商代人祭行为的记忆仍会在周朝的民间和贵族中私下流传，成为和官方意识形态很不同的暗黑历史记忆。

到春秋中期，商朝灭亡四五百年后，周王室的权威已不复存在，各诸侯国的自主性空前增加，关于人祭的暗黑记忆也开始浮出地表，甚至变成个别诸侯国的官方行为。

公元前641年，志大才疏的宋国国君襄公试图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命令帮国去攻打部国。

这两个小国均为东夷系，位于今鲁南地区枣庄市附近。

结果，帮国人俘虏了部国国君，并将其献祭给了“次睢之社”

，即次睢的土地之神。

有学者考证，次睢在今徐州市附近，离商朝后期的丘湾社祀遗址不远。

宋襄公这么做的目的，是要震慑东夷，使其臣服于宋国，《左传o僖公十九年》曰：“宋公使郝文公用部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

这里的“用”

，为杀祭之意，和殷商甲骨卜辞中大量的“用羌”

“用俘”

完全相同。

这表明，在春秋列国中，关于商人献祭的细节知识并未完全失传。

但另一方面，宋襄公的行为在当时也属离经叛道，他的兄长司马子鱼就说：“在古代，用牲畜祭祀都是不合理的，更何况用人？祭祀是为了求神保佑人，如果杀人献给神，神会来吃吗？搞人祭的国君会不得好死的。”

从司马子鱼的话来看，当时的宋国早就已经不用人祭祀了，而且已经重构了一套“古代”

的仁义祭祀模式——在这种版本的叙事中，商人自然是不用人祭祀的。

可以说，宋襄公兄弟二人的言行正是官方和暗黑两种历史共存的表现。

公元前532年，鲁国也出现了使用人牲的现象。

当时掌握鲁国实权的贵族季平子带兵讨伐莒国后，把俘获的俘虏献祭给了“亳社”

。

莒属于东夷部族，位于今山东省东南部的莒县，在周人到来之前，鲁国都城曲阜曾是商朝在东夷地区的据点，所以建有亳社。

《左传昭公十年》对此事记载是:“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邺，献俘，始用人于亳社。”

其中的“始”

字，说明在季平子之前，被分封到鲁国的周人一直是用周人方式祭祀亳社，从未有过人祭行为；但到季平子时，却忽然开始要用商人的方式祭祀。

和宋襄公一样，季平子也受到了当时人的诅咒。

一位鲁国贵族说：“周公之灵恐怕再也不会来享用鲁国的祭祀了，因为周公只接受有道义的后代的祭品。”

公元前531年，楚灵王灭蔡国，用蔡国太子献祭岗山之神，史书亦记下了楚国贵族申无宇对灵王的批评：“楚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

申无宇曰：‘不祥。

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王必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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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次人祭事件显示，在春秋中晚期，人祭活动曾在官方层面有过局部复活。

其中，宋为商人之后，楚是南蛮，其复兴人祭或尚可理解，而鲁国国君（包括季氏）乃是周公后人，复活人祭实在颇不寻常。

从渊源上，当初周人禁绝人祭所采取的“只做不说”

的方式，应该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没有形成确定的历史结论），随着岁月流逝，后人很可能对隐秘流传的人祭历史产生了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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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春秋的人祭回潮并未成为主流，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战国时期的社会重组和政治变革。

由于列国兼并战争的威胁日渐增加，各国都进行了变法运动，废除贵族制，实行君主集权和官僚制，国家的首要目的是富国强兵，在国际竞争中获胜。

而这需要官僚机器用理性、功利的方式管理社会，人祭自然属于不可容忍和必须取缔的行为。

战国初期魏国西门豹治邺的史事，呈现的就是新兴官僚政治和民间传统文化的碰撞。

当时邺县还有“为河伯娶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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