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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第3页）

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

另外还附设小学。

这种大胆尝试，即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

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

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㈣普及教育，主张办学

面对宋初“轻教育”

学风不正的状况，胡瑗还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着重阐述了“师儒”

和“兴校”

的重要性。

他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

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

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

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

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

庆历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书院”

，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

于是胡瑗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

，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

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

，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

，更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

，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太平盛世之目的。

故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与大臣们讨论扶振兴的良策，慨然下诏全国，要各州、县都要兴办学校。

这与胡瑗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

、“致天下之治”

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㈤探索新路，言传身教

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

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500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100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300遍。

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自己常常“以身先之”

，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决不稍懈。

有一次，学生徐积初次见胡瑗，头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头容直”

。

这使徐积从中受到教育，时刻警示自己不仅要仪态端庄，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

同时，他又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如学生安涛患了痼疾，他慈父般地给予关照，学生非常感动，说先生之爱如同冬天的太阳。

在规章明、要求严的情况下，胡瑗的弟子“皆循循循雅饬”

，“衣冠容止，往往相类”

，外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

据统计，他的学生有1700多名。

胡氏这种独特的学风与校风，先施行于苏、湖，后旅行于太学，并使此规章制度经皇上批准，在全国推广，可见其影响之大，效果之好。

他的这套教学规章，与后来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前后辉映，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㈥注意教育，提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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