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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第6页）

可以看出，欧阳修之所以如此看重谏官，就是因为谏官能够“行其言”

，也即是能够“行道”

。

在他看来，作个谏官。

乃是“行道”

的一个重要途径。

也就因此欧阳修对于谏官的要求很高。

他说：“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

而一旦遇到那“非材且贤者”

时，他也就不能容忍。

他的《与高司谏书》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就是因为高若讷丧失了做谏官的基本品质。

高若讷身为谏官，而当范仲淹无辜被贬时，他不但不敢谏诤，反而诋毁范仲淹的为人，这就引起了欧阳修的愤怒。

他说：希文（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

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

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

是可怪也。

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

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

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

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恕己不言之过。

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这篇文章可谓“气尽语极，急言竭论”

，但又委曲宛转、极尽挖苦之能事。

话讲得非常明白，文写得非常艺术。

千古文章，难得这样的佳作。

欧阳修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有他的道德基础，不是任何人都写得出来的。

他在《与尹师鲁书》中曾经讲到“士有死不失义”

，大义所在，就不该“俯仰默默”

。

于是，敢说敢骂，就成了他这篇文章的特色。

当然，写出这样的文章，是要冒着风险的。

正是由于这篇文章，他也遭到贬谪。

欧阳修并不因此而消极。

此后他还是继续写这样的文章。

庆历三年，他被推荐而作了谏官。

一有这个“行其言”

的机会，他便知无不言，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字。

到了庆历五年，当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又因“朋党之议”

而相继罢官时，欧阳修便立即义正词严地写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直接同庆历四年十一月朝廷所下的“诏书”

相对抗。

也就在这期间，欧阳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论”

当作“议”

），驳斥“朋党之说”

。

他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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