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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第2页）

又《年谱》记载说：“先生素贫，初入京师，鬻其产以行，择留美四十余亩，畀周兴耕之。”

潘兴嗣说周敦颐在洪州南昌做官，得过一场大病，去看望他时，“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

（《濂溪先生墓志铭》）。

《年谱》又说：“先生平日俸禄，悉以周宗族，奉宾友，乃分司而归，妻子囗粥或不给，旷达不以为意。”

这些评语，不免有溢美之辞，但至少反映了周敦颐在精神生活上不失为一光明、正直的清高的君子儒，在物质生活上确实是比较清寒的。

在30年的政治生涯中，周敦颐一面做官，一面潜心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和传授，他既是一个官员，又是一位出色的儒学大师。

据《年谱》说，他在郴县为县令时，“至县，首修学校，以教人”

；在合州五年，与士大夫广为交结，“士之从学者甚众”

。

在代理邵州时，更是大开讲学之风。

当时的荆湖北路转运史孔延之在《邵州新迁学记》中赞颂他说：“周君好学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经，考之孟子，故其所设施，卓卓如此。

异时宋史书周君之善，以为后世法，未必不以邵学为先”

（《周子全书》卷17）至此，周敦颐已被看作是一位应当青史留名的儒学大师了。

周敦颐在邵州还写了《邵州新迁学释祝文》，其中称颂孔子说：“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施其道，泽及生民者，代有之，然而夫子之宫可忽欤！”

（同上）。

这说明他也认为自己是复兴儒学、施行孔子之道的一代大师了。

二程兄弟在周敦颐门下受业，为时不到一年，受其薰陶极深。

《宋史·道学传》称程颢“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

程颢亦有自述云：“昔受学于周茂叔，令寻颜学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

（《宋元学案·明道学案》）所谓“寻颜学仲尼乐处”

，就以追求学做圣人的乐趣，把学做圣人作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后来，周敦颐又把自己著的《太极图说》传给二程。

二程所学虽不完全出自周敦颐，但受周的启迪确实很深。

南宋时期的胡宏也赞誉周敦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

。

这个说法是有其根据的。

在周敦颐的传道讲学活动中，表现出他是一位善于启人心智的高明导师。

据《宋史》记述说：“侯师圣学于程颐，未悟。

访敦颐，敦颐曰：‘吾老矣，说不可详。

’留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

颐惊异之，曰：‘非从周茂叔来耶？’其善开发人如此。”

程颐的学生侯师圣听不懂老师所讲的道理，就去向周敦颐请教，经周的开导与启发后，茅塞顿开，程颐知道后，立即猜测到，这个学生一定向周敦颐请教过了。

这件事不仅说明周敦颐启发了侯师圣，同时也说明程颐当年受周的开发教导记忆犹新。

另据周敦颐《年谱》记载，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为提点江东刑狱时，闻周敦颐之名，特向他请教，二人相遇“语连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

由此可见，周敦颐不仅善于开导人，同时也说明他当时在学者中具有很好的社会影响。

周敦颐的著作，流传于今的有《太极图说》、《易通》（又名《通书》）、《爱莲说》、《拙赋》等。

据考证，已佚亡的著作还有《娘说》、《同人说》各一篇。

《垢说》和《同人说》都是对《周易》六十四卦中娠、同人两卦的解说，它们是独立于《易通》之外的两篇著作。

在上述著作中，以《太极图说》和《易通》之影响为最大，这两部书集中体现了周敦颐所开创的宋明理学的思想基础，塑造了两宋理学的雏型，为尔后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的建立提供了核心的骨架，所以周敦颐被誉为“得圣贤不传之学”

的理学开山。

情志清高

周敦颐做了近30年的地方官，其地位并不显赫，生活也比清苦，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中，算得上是一位清廉正直的官员。

他在道德情操和生活作风上，不与世俗同污，在精神生活上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格。

他既是一个官吏，又是一位儒师，既自诩为儒学正宗，又兼有佛阁风骨和仙过气派。

身虽在官，又常寄情怀于方外。

诗人黄庭坚评论他说：“茂叔虽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邱壑。”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颐出任虔州（今江西赣州市）通判，路过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时，爱庐山之胜，乃有卜居之心，于是乃筑堂于其麓，书堂前面有一溪流，发源于庐山莲花峰下，将其取名为濂溪，决定退休后定居于此，以遂其隐居山林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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