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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第10页）

他只是反对那种离开经的本义而擅自为说的人。

他说：“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

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

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

因此，他主张对于“杂乱之书”

，要能“指摘其谬”

，做到“功施后世”

，“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时之名。”

这也是治学的一个可贵的态度。

欧阳修的史学造诣，尤为世人所称。

在“二十四史”

当中，欧阳修所参与编修的，竟达两部，其中《新五代史》，且属个人专著。

这在古今史家当中，成就是很突出的。

欧阳修平生是有志于史的，他说过：“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

他与尹师鲁商量写作《五代史志》时又说过：“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后世之名。”

②欧阳修是相信《春秋》的褒贬义例的，因此，他所谓“善善恶恶之志”

，也就是要学《春秋》的褒贬。

他认为五代之乱，有如春秋。

他说：“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

有足叹者。

所以他于《新五代史》每篇发议，几乎都以“呜呼”

冠于篇首，寄以无穷的感叹。

欧阳修作史，目的也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

北宋前期的文人学者，凡是关心世事的，大抵留心前朝史事，历观成败得失，联系现实，引为教训。

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最终目的，也在于此。

欧阳修作史于宋代，而要依仿《春秋》的义例，自然难免迂腐之讥。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于《春秋》的义例，也自有取舍。

例如他于五代之梁，多所贬抑，却不以为“伪”

。

他在《梁本纪》中发议论说：“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

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失《春秋》之旨。

……予应之曰：……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

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

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

这就是说，事实是什么，便写什么。

为君为篡，各传其实。

这样的义例是可取的。

在写法上，《新五代史》也有异于《春秋》的地方。

欧阳修自有义例，例如《司天考》不书灾异，他发端即声明道：“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

其文虽异，其意一也。”

他认为《春秋》虽书“日食星变之类”

，但“孔子未尝道其所以然者”

。

因此，他只讲“人事”

，不讲“天意”

。

他对于秦汉以来史书之记灾异、讲天人感应，是不赞成的。

他说：“呜呼，圣人既殁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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