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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第6页）

一倍时，是打着先王之名，而行聚敛之实。

收复河湟

同年的十月，王韶在王安的支持下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了收复河湟（陕西，甘肃，青海一带）故汉地二千里的大胜利．神宗临戴宸殿受朝臣贺，对王安石说，当初我信心不足，幸赖你助我，才有此成功．遂解所佩玉带以赐之，这是对王安石的殊宠，可惜只是县花一现，政治舞台上的风云骤变。

尽管王安石回答过神宗关于天变不足畏，人官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质疑，但神宗并没有真正受“三不足”

思想的洗礼．熙宁七年（1074年）春，河北等地旱象严重，九月不雨，兔役钱激起群情汹汹、民心不稳，神宗忧形于色，寝食不安．时曾受王安石知遇之恩的光州司法参军郑侠，见新法招致天怒人怨，欲猛醒王安石，遂绘东北《流民图》以告急文件特进．神宗反复观图，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或身无完衣，或拆屋纳钱，种种惊心怵目之状，竟夕不眠，示之后宫，后妃饮泣。

遂于次日发常平仓粮赈灾，几尽罢新法，是日果然降雨，民间欢腾，以为罢新法而患天怒．朝臣入贺，问所原因，神宗出示《流民图》。

于是有人追究擅发急件之罪，而郑侠几乎长禁。

吕惠卿，邓绾劝帝不能轻信郑侠之言，而尽废新法．神宗在考虑皇帝威严与新法之命运关系后，废除方田均税法外尽复新法。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神宗下罪己性质的求言诏．司马光感泣而上书，仍请罢青苗，免役，市易，保甲，水利及西夏用兵，这道诏书与札子决定了王安石不能再留在相位上了，他六次上书请求解除机要职务．太皇太后对神宗说，民间怨青苗、免役，不如暂罢其相．这里寓有明罢暗保之意。

这样，王安石终于以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的新职衔，于六月十五日回江宁就职，已是54岁了。

临行荐韩绛、吕惠卿为宰、执以自代。

在此后的不到一年里，吕惠卿恃才傲物，排斥韩绛而独揽相权．他看准神宗也是个“要钱皇帝”

而实行“手实法”

，以盘对民产，提高户等来增收免役钱额，至此，免役法已完全成为掠夺民财法了．另一方面，想用所谓“特赦”

的办法，使王安石永远不能恢复相位而启神宗之疑。

韩绛劝神宗复用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下诏复相，王安石没有谦辞，而匆匆赴任。

相位重临事无可为，离开相位虽不满一年，然而，情况变化太多，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暗中倾轧关系，标志着变法队伍的日趋分裂，虽然他还是想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将变法进行下去，然而，实际情况表明，王安石已无能为力了．六月间，王安石进《三经新义》，想统一变法队伍，也巳不可能了．两天后，神宗晋升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为给事中、王雾为龙图阁直学士。

后者是通往宰执的阶梯，故王方照例要谦辞一番。

吕惠卿劝神宗准许辞去龙图阁直学士，以绝王氏进身之阶．至此，王、吕疑怨日深，已难共处．正值朝野积恨于“手实法”

，于十月罢去此法。

同时，因御史蔡承禧揭发“惠卿弟试国子监，而惠卿弟方通”

主考的舞弊案，而罢吕惠卿副相。

可见，变法派首脑已不能一道共处，时灾异又起，神宗减少饮食以求直言，而王安石劝以毋信迷售之言．神宗以民间苦新法而把灾异原因归于制法者，王安石卧病不出，至此，君臣疑怨日深，过去言听计从的亲密关系巳一去不复返了。

时邓润甫上疏指出，近来朝臣之间相互告密非国家之好事，主张用忠厚之丞．而新任命的陈襄则建议更换朝臣，认为司马光、苏轼、郑侠等三十三人不应当长期在地方。

至此，这种夺取中枢大权的政治斗争巳白热化．王安石用神宗向来不满意的门下士以巩固相位。

于是，自己权益重而招疑愈深。

熙宁九年（1076年），王芳唆使练亨甫、吕嘉问诬告吕惠卿向华亭县借款购置田地，而使吕惠卿去职之冤案，由于吕惠卿在陈州上疏自白无此事而揭开盖子．吕惠卿指责王安石一贯结党营私，欺君罔上，完全抛弃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而专门搞权术以捧斥异己。

在神宗责询下，王安石虽不知此事，归询王芳，芳见事情败露，疮溃而死。

至此，王安石悲痛自己绝后，上书辞职。

十月间，神宗亦厌王安石之所为，乃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而第二次罢桐，前后在相位八年。

第二次罢归江宁府，已只是副职了，王安石自然不愿再居地方官位，所以，第二年又几度上表辞去江宁府职，仅仅领集禧观使虚衔。

恩宠倍增

宋神宗自19岁即位到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二次罢相已28岁．这位年轻皇帝的早年作为，主要得力于王安石和新法，现在亲掌大权，而新法照旧实行下去．正因为如此，王安石的恩宠也不断．对于神宗来说，王安石辅助他在变法的政治风浪中成长，新法虽然扰民，但为他挣得了一大份家产；在王安石当政期间，虽然后来在对辽的关系上割地七百里，但从西夏手中毕竟夺回了二千里故汉地，王安石的富国强兵之目标虽然未完全实现，但积贫的局面，毕竟通过王安石的新法从广大农民手中夺取财富而有了改观：王安石后期虽然结竟营私，但对他本人则是忠心耿耿，没有谋叛之心，只是要求巩固相位而继续忠于他，这是使神宗眷念这个老臣的一方面因素：另一方面，政治上日趋成熟的神宗懂得对于王安石的恩宠，对群臣是一面臣忠君贤的闪光的旗帜，也是一袭带刺的锦袍．神宗为自己的圣明、为宋朝的基业是不肯丢弃这面旗帜的，不然岂非是鼓励臣下怙恶和不忠于他嘛。

这就是对王安石恩宠不衰的真正的也是主要的原因。

元丰元年，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三年，又特进为“荆国公”

，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死以前，尚下诏特进为“司空”

。

对于一个从权力顶峰跌下来的王安石，虽然得到这些荣宠是史无前例的，显然没有这些保护伞，他的退休生涯在政治上将是十分艰难的。

但是，对于一代权臣、名相、改革家王安石来说，他毕竟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余恩空誉不及半寸权力。

因此，他虽然照例要上表谢恩，照例与同僚权贵作些文字酬酢，照例要将感激君恩的心情形之于诗文，以便传之于神宗，使之理解老臣的知遇之恩。

但是王安石的十年退休生涯，并不真正是轻松的、无忧无虑的。

他的内心不可能象诗歌那样歌颂圣德；宏恩和描绘变法换来的人间春色，而是充满着进也忧、退也忧、忧君忧国忧变法，也忧自己的老来失子，晚景空虚。

他需要精神寄托，因而皈依起“我佛如来”

来了，这不仅需要麻醉或者某种程度欺骗自己所主持的天翻地覆的变法运动是真正有益于百姓的：也需要寻求一种超脱现实的精神境界来寄托来世的因缘。

虽然，退休后的真实感受是冷酷的，依然是“官乱于上、民贫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