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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第3页）

面对内忧外患，宋仁宗想改革弊政，兴致太平，因而特别礼遇富弼、范仲淹、韩琦等人，亲赐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

九月，仁宗在天章阁亲自召见富弼、范仲淹诸大臣，赐坐，给笔札，让他们疏奏革新政事，同时任命富弼主持对北边交涉，范仲淹则负责对西边防务。

不久，富弼与范仲淹联名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

后来富弼等人还多次单独上奏，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陆续颁布几道诏令。

这样，由范仲淹主持、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新政”

开始实施。

九月二十二日，仁宗采纳富弼严明法制的建议，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欧阳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诸司所行可用的条例文字汇编成册，以为法典纲纪，最后成书《祖宗故实》20卷。

十月十二日，采纳范仲淹、富弼通选转运使的建议。

范仲淹在提名时，对庸碌无才者一笔勾去，富弼有些犹豫，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

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

其他一些“新政”

措施也在仁宗支持下陆续颁行。

庆历四年（1044）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

契丹主兴宗亲率10万大军西征，驻兵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并遣使至宋，要求与西夏断绝往来。

范仲淹面对契丹西征，担心意在宋朝，请朝廷增派几万兵以备河东。

富弼坚决不同意，认为契丹这回绝不会与西夏联合，契丹得到了宋增加的岁币，与西夏矛盾加深，而且朵儿族屡次杀戍塞役兵，契丹以为是西夏教唆的，所以增加河东守边，殊为失计。

后果然如富弼所料，契丹未犯宋境。

随着“新政”

的实施，改革初见成效，但也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

他们诋毁谤讪，说新政官僚结成“朋党”

，欺罔擅权。

夏辣更是施展诡计，令其女奴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草诏，诬蔑他要“行（伊）尹、（霍）光之事”

，进行陷害。

事情传出后，仁宗以陕西备边为借口，命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

八月，富弼继范仲淹之后，宣抚河北。

庆历五年三月，韩琦上疏为富弼辩护，后来自己也被贬知扬州。

至此，新政主要官僚全部被贬出朝。

富弼后知郓州、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

当时河北发生严重水灾，数以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尤以京东路为严重，流民有六七十万之多。

富弼到任后，极力动员所辖地方官员百姓出粟救灾，又征得公私房舍十余万间供流民居住，还把流民经过所抛下的尸体埋葬，建起一个个大坟墓，称为“丛冢”

。

此外，富弼还准许流民生产自救，辖内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流民为兵。

富弼日夜操劳，有人劝说他，你自己尚被飞语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

富弼傲然不顾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

富弼冒祸救灾民的举动，仁宗听说后十分感动，特地遣使褒奖，拜礼部尚书。

富弼坚辞不受。

后迁大学士，徙知郑、蔡、河阳，加观文殿大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至和二年（1055年），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

宣制之日，士大夫以用人得当相庆于朝。

仁宗知道后，对欧阳修说：“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至和三年正月初，仁宗上朝突发风眩之疾，被内侍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恐，议论纷纷，富弼和文彦博担心会发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宫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

由于富弼、文彦博遇事沉着冷静，“宫内肃然”

。

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安定人心。

嘉祐三年（1058年），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次年，首相文彦博遭人弹劾，罢判河南府，富弼又与韩琦为相，共主朝政。

富弼为相时，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瑗为侍讲，四人天下众望所归，士大夫称为“四真”

，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学士。

富弼为相六年，不务兴革，谨“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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