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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士人书院与儒学（第1页）

士人、书院与儒学——以长江流域为例

士人是士大夫、士绅与士子的合称，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拥有文化知识并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的人。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知识的掌握者、传播者，他们在儒学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以后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地方的士人往往通过创办、主持书院，以实现儒学的社会化，展开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学术更新。

本文以长江流域为例，探讨士人、书院与儒学之间的互动关系。

之所以选择这个视角，是因为唐宋以后书院发展的重心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

一、“士人—书院”

的共生结构

书院是唐宋以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从诞生之日起，书院就对儒学的思想传播、学术更新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宋、元、明、清的思想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书院与士人有着深刻的共生关系。

一方面，士人通过倡办、主持、资助书院而促进了书院的建设，士人是书院得以形成、发展、繁荣的推动力量，也是书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书院又不断地培养出以拥有文化知识为根本特征的士人。

在宋、元、明、清几代中，书院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教育组织，有时甚至完全取代了官学，无论是战乱年代，还是太平盛世，无论是京城府都，还是僻远乡村，书院都在发展着它那培养人才、精研学术的精神，为社会培养着一代代新的士人，总之，书院是士人得以衍生的教育组织，也是士人得以再生产的社会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士人与书院构成了一种共生结构。

首先，士人是书院得以产生、存在的社会基础。

书院为什么会产生，一经产生后又会绵延不绝，并构成一个巨大的时空实体?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有一个强大的社会阶层——士人。

士人既有文化，是精神财富的掌握者；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物质财富的掌握者。

其中一些具有政治地位的人，就是所谓的士大夫。

他们是地方上有文化、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物，正是他们构成了创办、主持、资助书院的推动力量和社会基础。

可以说，书院的产生及存在发展离不开士人。

书院是独立于官学之外的社会教育组织。

士人们为什么要在官学之外，另创书院讲学？其原因主要有下列几点：

其一，由于官学不兴，士人创办书院，以补充、代替官学。

在“政教合一”

的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学，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系统。

但是，因官学系统直接受制于官方，故而也会经常发生停办或衰落的情况。

如古代中国总是周期性的发生朝代更替和战乱，这时会出现官学废弛的现象，而民间的士人则因文化教育的重要，故而创造书院作为士人群居讲学之所。

书院出现于唐末五代，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不仅是唐末五代，就是两宋之际、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的许多书院亦是由于这种情况而创办起来的。

另外，也可能朝廷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朝廷尚无力建立官学，书院亦可能因民间士人的力量而纷纷兴起。

宋初书院的大兴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可见，官学不兴是书院建立的重要原因，朱熹在谈到书院的起源时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

。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衡州石鼓书院记.此处“精舍”

即是书院。

因唐末五代的战乱和宋初之时“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

，故而才有士人们创办书院作为士子的“群居讲习之所”

。

其二，由于官学**而丧失学术、传教精神，这时，士人们创办书院，是为了张扬独立的学术追求和恢复儒家的教育传统。

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指出：“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

士之有志于义理者，即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

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

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

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

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因为官学以及科举制度的**，士人们纷纷创设书院，正如清代汤成烈所说：“利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

国学府学县学，徒有学校之名耳。

考其学业，科举之法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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