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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士人书院与儒学（第2页）

其流弊至于经书可以不读，品行可以不修，廉耻可以不讲，以剿袭为揣摩，以钻营为捷径。

其初既有苟得之心，其后遂为患矢之计。

持禄幸位，委蛇朝阙，容头过身，承顺奸权，朝政猥杂，国是日非。

君子患之，退而讲学，于是立书院以救学校之失。”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五.学校篇上.宋、元、明、清的许多著名书院都是为了追求儒家人文教育的理想与独立的学术精神建立起来的。

如明政府兴官学，倡科举，使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而“士风日陋”

。

这时，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人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

明代书院的真正振兴，是在正德年间王守仁、湛若水心学思潮兴起以后。

而明代长江流域书院的兴盛，与王守仁有很大关系。

王守仁作为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以“挽救天下事势”

为号召，坚决主张“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之治”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宪序.）。

他指出：“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宪序.因此，他提出了“鼓动海内”

的心学理论，掀起了一股席卷全国的讲学浪潮。

正德三年（1508年），王守仁被贬到贵州龙场，开始创办龙岗书院，在贵阳应聘主讲贵阳的文明书院，以后，又在江西修复濂溪书院，在江西建立稽山书院，江南士子纷纷从学。

王守仁死后，他的学生纷纷创建书院，一方面奉祀其师，一方面传授王学。

其三，由于官学自身的限制不足以承担传承文化、培养士人的任务。

官学因获得官方的支持而能够办学，但是，官学的设置又总是受到体制的限制，只能和官府机构相一致，也就是只有县级以上的行政机构方可设立学府。

另外，由于体制的原因，每一级官学的名额也十分有限。

但是，中国是一个极其重视文化教育的国家，民间的士绅或者是在职的士大夫均以立教兴学为自己的使命，同时，民间亦普遍存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的社会风气，故而读书的要求向来十分强烈。

如此少的官学机构和学生名额根本满足不了那么多士子希望读书的强烈要求。

加之宋、元、明、清所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大多数时代只是以科举考试名次为依据，而并不以就读的学校为标准。

因此，在全国各地就建立、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书院群。

就数量上来说，书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官学机构的总数，如明清书院普及化之后，各县均有数所书院，多者有一二十所。

就办学形式来说，书院的形式显得更加自由灵活、层次多样，其中有家族书院、乡村书院、县域书院、州府书院、省城书院等各种办学形式。

这种多层次的书院教育，满足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各个地域的士子们对文化教育的渴求。

当时，官学的兴办由朝廷的行政命令推行，而书院的兴办则是由民间的士人推动的。

马端临说：“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

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

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在官学出现上述不足的时候，民间的士人则在全国各地，乃至穷乡僻壤兴办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

正是由于那些“留意斯文”

的士人们的努力，才使书院得以形成并获得持续发展的条件。

这是“士人—书院”

共生结构的第一层含义。

所谓“士人—书院”

的共生结构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说书院是培养、产生新一代士人的教育组织。

作为一种办学多样化的教育机构，书院满足了社会上对文化教育，主要是高层次文化教育的要求。

书院所培养教育的士子或生徒，少量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而晋身官场成为士大夫，大部分都是作为民间的士绅，不论是继续从事学术教育事业，还是在民间社会从事其他职业，他们基本上属于士绅阶层。

就是那些晋身官场者，亦有大量或因无实职、或因受排挤、或因官场黑暗而洁身隐退，或因老病而还乡等各种原因离开官场，他们也成为士绅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书院是士人产生的重要社会机构，在书院办学的一千多年中，这个庞大的书院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有文化的士人群体。

如宋代著名理学家张栻，通过在书院讲学培养出了许多弟子。

其讲学之地基本上都在湖南、四川两地，除岳麓书院外，还有城南书院、道山书院、南轩书院等，因此张栻的弟子以湘蜀两地为盛。

张栻，通过在书院讲学培养的弟子在湖南的有张庶、张忠恕、吴猎、钟如愚等：

张庶，字晞颜，张栻再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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