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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士人书院与儒学（第5页）

书院从北宋时起开始在我国兴盛。

北宋初年，由于长期的割据及战乱，使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政府无力去大规模兴学设校，发展文教事业。

在官学荒废的情况下，儒士们只能另谋他处就学研习。

书院在世乱失学的情况下，为士人提供了治学之所。

书院是儒士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基地，也是滋生众多学术派别的温床。

理学流派之一的湖湘学派的产生即与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

南宋时学者胡安国、胡宏在衡山创建碧泉书院、文定书院，授徒讲学，开创了湖湘学派。

著名理学家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登坛诩学，“四方学者争向往之”

，从而使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儒学学术中心，也成为湖南的儒学中心。

闽学创始人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学术研究也是在书院及精舍中进行的。

他的代表作《西铭解义》、《太极图说》、《伊洛渊源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以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等均是在他自己设立的紫阳、寒泉、武夷等书院及精舍中完成的。

南宋其他学派也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研究。

心学派大师陆九渊创建象山精舍，婺学创始人吕祖谦创建丽泽书院，事功学派陈亮讲学于五峰书院等。

元代书院承袭宋代遗风，仍然是讲求程朱理学的基地。

到了明代，书院开始推崇陆王心学，王守仁到处设立书院，讲其“致良知”

之学。

清代，汉学家则以书院为阵地，致力于经史研究，专重经学的训诂、考证，于是出现了一大批重经史训诂的书院。

由于官学的衰落及科举制的日益**，书院则相对能提供一种安宁的研究环境，因此，儒家学者们都把书院作为理想的治学之所，书院于是成了学术研究的中心。

书院不仅是儒士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基地，也是进行学术交流、传播的基地。

书院允许不同学派相互进行讲学，并因此而形成了“讲会制度”

，使书院成为学术交流的场所。

讲会制度始于南宋。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与张栻会讲于岳麓书院。

当时张栻主岳麓书院教事，门人众多，影响颇大。

该年，朱熹从福建崇安出发专访张栻。

朱熹与张栻对学术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论辩，主要是争论《中庸》之义。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张栻与朱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范伯仲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

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可见争论的激烈。

通过这次会讲，朱熹接受了湖湘学派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

、“先察识后持养”

等观点，同时，朱张会讲对湖南的学术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宋元学案》载：“晦庵、南轩讲学于岳麓、城南两书院，士子振振向往以千数，时称潭州为邹鲁。”

以后，其他学派（如事功学派陈傅良）也来岳麓书院讲学。

以岳麓书院为基地的湖湘学派能够兼收他派之长，是与书院的讲会活动分不开的。

历史上最有名的会讲是“鹅湖之会”

，这是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等一起在信州鹅湖寺进行的一场学术辩论。

鹅湖之会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心是围绕治学方法而展开的。

据朱泰卿回忆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

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

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

此颇不合，先生（陆九渊）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陆子龄）止之。”

（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中华书局，1980：491.）虽然直接参与“鹅湖之会”

辩论的，只有朱熹和陆九渊兄弟，但列席旁听者不少。

据李才栋考证，参加鹅湖之会的“除朱、吕、二陆四人之外，尚有刘清之、赵景明、赵景昭、朱桴、朱泰卿、邹文武、蔡元宝、何叔京、潘叔昌、范念德、詹仪之、张公庠、连崇卿、傅一飞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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