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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士人书院与儒学（第6页）

（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173.）由吕祖谦所组织的这次盛会虽然没有消除朱陆之间的学术分歧，但它却起着交流学术、推动学术研究的作用。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王守仁、湛若水频频外出举行讲学活动及兴复书院，书院讲会之风极盛。

如王守仁讲学于江、浙、赣、黔等地书院，四方学者云集。

《明史》称：“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王、湛弟子遍及全国，他们为了倡明师旨，立书院，开讲会，讲学之风盛极一时。

王学内部也有许多派别，如罗洪先主张“静无欲”

，邹守益主张“戒惧慎独”

，周汝登主张“无善无恶”

，各派之间往往通过书院讲会进行学术交流。

书院的这种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交流的场所，对儒家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书院—士人—儒学”

的互动关系

唐宋以后，长江流域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其突出表现就是，士人社会的强盛、书院的数量多且规模大、儒学的全面发展。

如南宋四大书院均在长江流域，宋以后的著名儒家学者、学派也主要以长江流域为主。

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士人、书院、儒学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

从以上两节中已经可以看到它们的这种关系，这里再作一个综合论述。

首先，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强盛，导致书院、儒学的发达。

汉唐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士人社会的主体以黄河流域为重心。

但是，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加之北方的战乱及少数民族文化的扩张，使得北方的士人纷纷南下。

从宋代开始，长江流域的文化蓬勃发展，盛况空前，长江流域的士人社会也不断强盛起来。

王安石的表弟吴孝宗指出：“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

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两浙与夫江之东西，冠带诗书，翕然大盛。

人才之盛，遂甲天下。”

（余干县学记.转引自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张孝祥在谈到四川文化时也说：“凡蜀之士文德名士者，自汉以来，何代无之？本朝独盛，频年尤辈出。”

（于湖居士文集，卷三十七.与虞并父书.）

由于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强盛，士人们又创办书院，传播儒学，从而导致长江流域书院、儒学的发达。

据曹松叶统计，在宋代203所书院中，长江流域占74％强，珠江流域占21％强，黄河流域只占3.5%。

从各省来说，江西最多，为80所；浙江次之，为34所；湖南又次之，为24所。

元代的大多数书院仍设在南方，长江流域位居第一，占元代全国书院总数的65%强；黄河流域上升为27.95%，珠江流域降为6%强。

从各省来看，江西仍居第一位，占29.37；浙江次之，占13.28%；湖南居第三位，占9.79%，三省合计占52.44%，超过半数。

（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辑.）

我们亦根据《中国书院辞典》，对唐五代及宋、元、明、清几个时期位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书院作了统计。

在统计时，我们只以书院的第一次创建为准。

根据统计，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书院所占的比例分别为94.1％、90.5％、66.7％、69.9％、66.6％，位于黄河流域的书院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9％、9.5％、33.3％、30.1％、33.4％。

以历代位于长江、黄河流域的书院总数而言，长江流域占了71％，而黄河流域只占29％。

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强盛，导致了长江流域书院的发达。

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强盛，也导致了儒家文化的发达。

如宋代的几个理学大师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等都在长江流域讲学，从而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发展。

元义化在《邺侯书院记》中说：“晦庵南轩，相与讲道，唱酬于其间。

湖南道学，于斯为盛。”

长江流域各个地方都是如此，如宋代浙江明州士人群体发展很快，涌现出楼钥、袁燮、袁甫、杨简、史弥远、史浩、史嵩之、郑清之、黄震、赵逢龙、陈埙、王应麟等名臣大儒，他们通过讲学，促进了当地儒家文化的发达。

陆游在谈到常州时也说：“方是时，毗陵多先生长者，以善俗进后学为职，故儒风蔚然为东南冠。

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第一，则说者遂归之后河，曰：是为东南文明之地。”

（渭南文集，卷一十八.常州开河记.）

其次，长江流域书院的兴盛，导致士人社会的发展、儒学的繁荣。

长江流域书院数量多、规模大，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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