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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士人书院与儒学（第7页）

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就说：“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南轩集，卷十.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明确指出书院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人才，传道济民。

书院对于人才的培养，导致了士人社会的发达。

有学者根据各地方志，将两宋时期南方与北方的进士人数作了一个统计。

（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721.）

两宋时期的进士人数中，长江流域的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利州路的进士人数占了全国进士人数的71.4%，可见长江流域的人才之盛。

再以科举应试人数而言，也以长江流域的为多。

如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浙江温州的终场之士有8000人漫塘集，卷一十三.上钱丞相论罢漕试太学补试札子.；宋理宗景定年间，严州（今浙江建德东）的应试者也多达7000余人景定严州续志，卷三.贡举.。

又如四川，宋宁宗庆元年间，潼川府路资州（今四川资中）就试者“盖不下五千人”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八.资州新创贡院记.）。

据魏了翁言：“科举取士，南官约三百人，四川类试约百人，是四川当四分之一。”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三.论四川转官人积滞札子.以成都府路为主的四川地区，登第人数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长江流域书院的发达，亦导致了儒学的繁荣。

书院既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又是儒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场所，这我们在前文已多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书院在儒学普及方面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如《宝庆四明志》中记载：“富家大族，皆训子弟：以诗书，故其俗以儒素相先，不务骄奢。

士之贫者，虽无担石，而衣冠楚楚，亦不至于垢弊。”

宝庆四明志，卷一十四.风俗.陈傅良也形象地描述道：“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

未省有宇宙，孰与今多儒!”

（止斋集，卷三.送王南强赴绍兴签幕四首.）

再次，儒学的发展，对书院的兴盛、士人社会的发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儒家文化的发展，儒家学者们到处兴修书院，一些儒学标志的书院也不断得以重修。

以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为例，该书院系唐代李勃与李涉兄弟的读书、讲学处，南唐升元时立为官学，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其学渐废。

皇祐五年（1053年），比部郎中孙琛复建学馆以教子弟，四方之士从之就学。

后经兵乱，书院衰落。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兴复白鹿洞书院，并立《白鹿洞书院揭示》，此后，白鹿洞书院声名大振。

朱熹之后，钱闻诗、朱端章、朱在、袁甫、陈炎酉、崔翼之等先后修葺。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毁于兵火。

明正统三年（1438年），知府翟溥福倡修重建，而后陈敏政、李龄、苏葵、邵宝、李梦阳等屡有兴修。

清代，地方大员蔡士英、李长春、姚启盛、安世鼎等先后兴修。

又如“四大书院”

之一的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中，是州人李宽的读书研学处。

宋至道三年（997年）在此修建书院，于景祐二年（1035年）得朝廷赐额，遂为四大书院之一。

后多次修缮，到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重建，“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业之士者居之”

。

后又有扩展，再因战事毁坏，复有多次修缮。

长江流域儒家文化的发展，对士人社会的发达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学习儒家文化的风气日益盛行，导致了人才的增多。

真德秀说：“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公宣，寓于兹土。

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

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穷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此邦之士，登门墙、承馨颏者甚众，故人材辈出，有非它郡国所可及。”

（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四十.劝学文.）

因此，长江流域的士绅、书院与儒学之间相互促进，正因为这种互动关系，导致了长江流域文化的日益繁荣。

宋元以后，长江文化占据了中华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与曾佳晖合著，原载《中国书院》第四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载朱汉民等著《长江流域的书院》，季羡林总主编《长江文化研究文库》，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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