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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古代书院自治权的思考（第4页）

因此，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被统治者视为政治的根本，即所谓“建国君民，教育为先”

。

这种传统使得教育依附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教育自然不可能独立于政治而存在，各种性质的教育机构的发展、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式方法的运用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的需要。

因此，无论是官学、私学还是书院都无法取得决定自身发展的自治权。

书院有限的自治权只有在与统治者政治控制手段相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从统治者那里获得。

从创建的自由而言，北宋初期创建书院的目的是满足士人获取科举应试知识的需求，弥补官学之不足。

南宋前期学者创建了相当数量的宣讲理学的书院，尽管当时的统治者并不认可理学，但理学重视对于儒家经典中忠孝仁义等义理的阐发，并将其提高到天理的高度，公开宣扬对君父的绝对服从，朱熹说：“父子兄弟夫妇，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

君臣虽亦是天理，然上义合。”

（朱子语类，卷十三.长沙：岳麓书社，1997：207.）这样，以理学为教学内容的书院是符合统治者政治控制手段要求的，因此，以宣讲理学为主要职能的书院能够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不仅如此，书院在章程、学规中明确规定生徒必须尊崇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如朱熹在《白鹿书院揭示》中明确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朱熹.朱熹集，卷七十四.白鹿书院揭示.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3894.）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中，科举制度在为统治者选拔文官的同时，亦有控制士人思想的功能。

统治者通过指定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引导包括书院在内的教育机构按照科举考试的模式培养人才，最终实现其政治控制的目的，为科举培养人才成为教育机构的主要职能。

书院为科举服务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人才培养基本上是以科举为目标。

书院教学与科举考试密切结合，考课是明清书院开展科举教学的主要形式之一，很多书院还将考课写入学规之中，使其进一步制度化。

不少书院为满足更多士人参加科举考前强化训练的需要，还在科举考试的年份增加招生名额。

粤秀书院规定，在乡试的年份，增加招收生员、监生30名。

四川莲峰书院也在科举考试年份增加招生名额，乡试年份增加招收生员20名，待遇与正课生相同，享受书院提供的津贴。

这部分增加招收的生徒在书院学习的时间都相当短，一般为半年左右。

陕西的玉山书院“逢乡试年分，外加附课生员十名，以二月为始，八月停止”

（（陕西）蓝田县志，卷九.胡元瑛.玉山书院条规.清光绪元年刊本.）。

有的书院甚至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了一定的特权，最为典型的就是白鹭洲、白鹿洞两书院获得保举生徒直接参加乡试的名额。

为科举服务虽然使书院在科举社会中获得了生存空间，但也因此沦为统治者政治控制的工具，其自治权也就很难得到真正的发挥。

因此，我们认为，古代中国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是书院的自治权很难得到扩大的主要原因。

而中世纪欧洲大学的自治权是与欧洲城市自治密切关联的。

11世纪之后，欧洲的一些沿海地区的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在意大利的沿海地区出现了商人聚集的城市，如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

不同行业的市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者为了进行规模化生产，往往会组成社团或者行会，而且每个社团都是法人，他们可以依据章程采取统一的行动，无怪乎汉斯-维纳尔·格茨会说：“中世纪欧洲是个社团的世纪，独立的个体是少有的，人们都依赖于某一群体、某一社团。

格尔德·特论巴赫称中世纪为‘无肖像的时代’。

不论是在历史编撰中，还是在艺术中，人们感兴趣的不是个体的人，而是履行其职能，或是作为一个躯体中的附属者：人被归入到一个能使他生存的社团中。”

（汉斯-维纳尔·格茨.西欧中世纪生活.王亚军译.东方出版社，2002：6.）很显然，社团在中世纪欧洲城市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社团的数量众多。

随着商业的兴起和城市的崛起，以行会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社会经济结构对旧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冲击，原先高贵的教会、贵族、地主的地位急剧下降，城市商人成为新贵，他们都是自由人，财富成为决定其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

这样，以行会为代表的市民为反对教会、封建贵族、地主的压迫，极力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力，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种抗争的方式既有和平的，也有暴力的。

汤普逊说：“城市的兴起，论过程是演进的；但论结果，是革命的。

长期的聚居、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经验终于在居民中间养成了一种强烈的共同意识：那反映在以和平方式要求领主，不论是男爵、主教或住持，承认城市为一个自治社会；如果这项要求被拒绝，就以暴力方式来反抗封建权力，并要求宪章的自由。”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4：74.）

正是通过不懈的努力，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诸多自治城市，这些城市有自己的法律、法庭和一定的行政自治权，以及表明自治地位的徽章。

这种自治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使中世纪城市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明显增加，学者们从各地聚集到城市，他们也与城市的工商业者一样成立了学者社团，进而发展成近代大学。

在城市自治精神、自治方式的直接影响下，这些学者社团利用各种途径争取自治权，以获得教会、君主和市政当局的认可，在获得法人地位的同时，追求学问的尊严与学者的自由。

大学通过与教会、世俗政权争取自治权的斗争，获得了教皇和世俗政权以法律条文形式授予的自治权。

中世纪欧洲大学的自治权虽然也需要靠教皇和世俗政权批准，这与中国古代书院的自治权在获得形式上十分类似。

但不同的是，书院的自治权基本上都是统治者赐予的；而中世纪欧洲大学的自治权则是师生仿效城市自治和行会自治，通过不断的斗争，向教皇、君主和市政当局争取来的，而且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因此这种自治权是相当稳定的。

很显然，中世纪欧洲大学的自治权是与欧洲城市自治密切关联的，大学自治是城市自治的直接产物。

书院与西方中世纪大学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别在东、西方的文化史、学术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二者根植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之中，发展路径有着显著的不同，其中自治权的差异最为明显。

因此，我们在比较中国书院和西方中世纪大学的自治权时，需要结合不同的社会背景来进行分析。

（原载韩国国民大学校：《韩国学论丛》第30辑，又载《大学教育科学》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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