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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古代书院自治权的思考（第3页）

中世纪大学确立的自治权，为近代大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法理基础，大学自治因此被洪堡视为“大学三原则”

之一。

与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较大的自治权不同，中国古代书院的自治权却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来自皇权，以皇权为主导的行政权力决定着书院自治权的有无和大小。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统治者历来注重对教育机构的控制，独立于官学和私学之外的书院亦不例外。

皇权对书院的控制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而逐渐深入，其形式也由间接向直接转变。

北宋时期赐书、赐额是统治者控制书院最常见的方式，其目的是使书院的学术创新、教学活动等与官方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从而削弱书院的自治权。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朝廷赐书给白鹿洞书院，开朝廷赐书之先河。

此后岳麓、应天府、嵩阳等书院都得到了朝廷所赐的九经及相关书籍。

与赐书同时进行的还有统治者的赐额，北宋时期的岳麓、应天府、嵩阳等书院都得到了朝廷的赐额。

虽然赐书、赐额是私人性质的书院得到统治者认可的最直接表现，但也是统治者试图通过精神鼓励的方式，将书院纳入其控制范围的有效手段。

这种方式在明清时期得到延续，诸多书院都得到了朝廷的赐书、赐额。

在运用这种间接方式限制书院自治权的同时，皇权主导的官方力量也往往参与书院的创建与修复，使书院自治权受制于行政权力。

行政权力不仅表现在创建与修复阶段，而且深入到书院管理体制的内部，书院独立自主的管理权因此而被削弱。

自北宋开始官方就对山长的选聘进行掌控。

元代则进一步加强，山长被纳入了国家官僚体系之中，全由官府直接任命。

元代统治者甚至试图根据书院的级别而将山长名称相应地改为教授、学录、学正等，以控制山长的选聘工作。

虽然这一设想最终并未得到实施，但官方控制书院的意图暴露无遗。

元代山长聘任的做法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形式上的改变，虽然山长已经不再被视为国家官员，但选聘山长的主导权仍多掌握在官方手中。

清雍正四年（1726年），皇帝还就白鹿洞书院选聘山长之事发布上谕，专门提出了山长的选聘标准：“若以一人教授，即能化导多人俱为端人正士，则此一人之才德即可膺辅弼之任，受封疆之寄而有余。”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四十三“雍正四年四月”

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七册：631.）乾隆皇帝将书院山长的选聘权力交给各级地方官吏，形成了省会书院山长完全由各级地方官吏选聘的体制，并先后于乾隆元年（1736年）和乾隆三十年（1765年）两次强调严格山长聘任制度。

地方官吏不仅能延聘山长，还掌握着考核山长的大权。

在书院招生方面，官方不仅有权决定书院的招生人数，还直接参与招生的过程，有的书院的招生权还被官方所掌控。

如清代岳麓书院的招生就掌握在地方行政长官的手中，巡抚陈宏谋规定，“岳麓书院定额正课五十名，附课二十名。

候本部院行各属保送，或由学院考取移送。

其零星赴辕求取者，一概不准。”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四十八.申明书院条规以励实学示.转引自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584.）书院招生过程也全由地方官吏主导和监督，一般是由监院呈请地方官府公布招生考试——甄别考试日期，各地生徒至监院处报名投考，然后参加由地方官吏主持的甄别考试。

官课是官方监控书院教学过程的最有效方式，省会书院的官课由总督、巡抚、学政或布政使、按察使、转运使、道台等轮流主持，府、州、县书院则由道台、知府、知州、知县或教谕、训导轮流主持，一般是每月一次。

官课由主持考试的官员负责阅卷，并根据成绩给予优秀生徒一定的奖励。

这样，书院的教学过程也落在了行政权力的掌控之中。

不仅如此，皇权有时还会根据统治的需要，削弱或剥夺书院的自治权，明代中后期四次禁毁书院即是典型的例子。

可见，行政权力已经渗透到书院创建、修复与管理、教学过程的全部环节，使书院的独立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行政权力成为调控书院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之一，书院所追求的自治权因而无法完全实现。

中世纪欧洲大学的自治权是在与教会、封建主和市政当局的斗争中获得的，关且获得了上述权力机构的法律认可，因此它能在长时间内得到维持，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而中国古代书院的自治权却无法理依据，故而朝廷可以依据统治的需要，甚至皇帝个人的喜好任意地调整文教政策，从而使书院的自治权受到限制，书院自治权因此表现出脆弱性。

三、书院自治权的社会政治基础

尽管中国古代的书院和中世纪欧洲大学都有自治权，但二者的自治权却有着明显的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二者根植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之中，中国古代书院的自治权与传统家族自治权存在同构关系，而中世纪欧洲大学的自治权与其城市自治权存在同构关系。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家族关系与政治关系是同构的，“国”

的政治关系中包含着“家”

的伦常关系，“家”

的伦常关系中又体现着“国”

的政治关系。

于是，国家在控制手段方面，不仅会运用暴力手段，还会像处理家族关系一样，将道德调节视为国家控制的有效手段，出现特有的“伦理政治化”

和“政治伦理化”

的特征。

而通过有效的教育活动，向士民灌输忠、孝等宗法道德观念，这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维护君主**的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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