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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书院历史变迁与士大夫价值取向（第2页）

尤其重要的是，史志中甚至粗略地记载了几所书院的讲学活动，这标志着以书院命名的教育机构的初步形成。

诸如：江西高安桂岩书院、江西永丰皇寮书院、江西奉新梧桐书院、福建漳州松州书院、江西德安东佳书堂。

以上五所书院，是史志上明确在唐代就有讲学活动的书院。

尽管这些书院在当时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它们确是书院教育的起源。

这些书院既有藏书，又有教学活动，已经完全具备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书院的一般特点。

唐代书院包括上述两种：朝廷的藏书校书机构和民间的私人读书讲学之所。

应该说，只有民间士大夫所办的书院才可以说是书院的萌芽。

它们在名称以及其他许多具体的文化功能（如藏书、祭祀、读书治学等）方面，和宋代书院是相契合的。

尤其是一些书院已经有明确记载的讲学活动，更是代表着书院教育的出现。

由此可见，书院的文化教育组织，从萌芽到产生，就是与儒家士大夫及其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的。

这段时期的书院，体现了社会动荡、天下无道时士大夫们隐逸求学的精神特征。

二、宋代书院的崛起

两宋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也是书院显示蓬勃生命的黄金时期。

唐五代时期萌芽的书院此时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其蓬勃发展的气势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

书院之所以能在宋代得到蓬勃的发展，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客观需要是分不开的。

在北宋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对文化教育的需要，各地士大夫竞相建置书院，使书院初兴。

到了南宋，士大夫们进一步促进了书院的振兴，特别是促使书院和理学思潮结合起来，以致书院制度及其特色得以完全确立，这种新兴的教育制度对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教育史均产生重大影响。

唐末五代长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

赵宋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以后，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生产发展。

这时，士大夫们开始产生了读书显身的要求。

但是，由于宋初统治者只重视科举取士，而不重视兴办学校，加之当时政治、经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宋初的地方官学并没有任何发展。

因此，唐五代时期刚刚萌芽的书院，在宋初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书院兴起就成为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

许多身兼学者、官员的士大夫开始创办书院讲学，要求读书进学的士子纷纷步入书院接受教育。

官学不兴的局面，使书院意外地得到了发展。

著名理学家朱熹在论述北宋书院兴盛的原因时说：

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

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指石鼓书院）、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衡州石鼓书院记.）

民间学人身份的士大夫创办书院讲学的活动兴起以后，很快受到官方的表彰。

宋初皇帝通过赐额、赐书、赐学田等方式，倡导、支持书院办学，进一步促进了书院的蓬勃发展。

北宋创建的书院达数十所之多，遍布全国各地。

其中一些在当时就比较著名，故而形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四大书院”

。

学术界历来就有关于“四大书院”

的不同说法，南宋学者范成大认为“天下四书院”

是徂徕、金山、石鼓、岳麓四书院；吕祖谦则提出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为四大书院；王应麟《玉海》从吕祖谦说，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又以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为“天下四书院”

。

这还只是宋代学者关于“四大书院”

的不同说法，如果把明清学者的不同意见列进来就更多了。

但是，在这种种不同的说法中，吕祖谦提出的四大书院得到较多的赞同。

因而，人们一般都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列为“四大书院”

。

在宋初官学不兴的情况下，书院在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起到了补充、代替官学的作用。

但是，北宋多数书院在制度、规程、机构设置方面仍较为简单，在教学宗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方面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所以它还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与官学并行发展或相抗衡。

到了庆历（1041—1048）、崇宁（1102—1106）时，统治者注意发展官学，书院办学开始冷落，有的书院直接被改造成地方官学，如上述的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

到了南宋时期，书院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书院与理学的结合，这大大促进了书院自身的完善，奠定了书院作为一种独特教育机构的基础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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