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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书院历史变迁与士大夫价值取向（第6页）

因此，雍正帝正式命令各地于各省省城创建书院，并赐帑银一千两予以资助。

上谕下达后，各省省城纷纷兴建了一些大书院，如直隶有莲池书院，江苏有钟山、紫阳书院，浙江有敷文书院，江西有豫章书院，湖南有岳麓、城南书院，湖北有江汉书院，福建有鳌峰书院，山东有泺源书院，山西有晋阳书院，河南有大梁书院，陕西有关中书院等，它们均得帑银一千两，以租息作为书院师生的膏火费。

另外，地方政府还给这些省城书院补拨其他不足的经费。

雍正的上谕肯定了书院的社会作用，并在经济上提供了保障，对清代书院的发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乾隆帝不仅在经济上资助书院，而且尤为重视对书院师长的任命、奖励、提升和对书院学生的录取、考核。

在乾隆元年（1736年）的上谕中，他明确规定了对书院院长的要求：“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

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院长三年任满即考核一次，如果是教术可观、人才兴起，则加以奖励。

六年之后成就突出的，奏请酌量议叙，加以奖励或提升。

在选择生徒时亦提出要求：“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

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并命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对书院生徒严加考核、检查，“有不率教者，则摈斥勿留”

，而对品学兼优之士，则加以表彰鼓励，允许直接向上荐举。

乾隆帝“上谕”

的目的是为了按自己的意图改造书院教育，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雍正、乾隆帝所采取的书院政策对书院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清代书院出现了两大特征：第一，书院建设规模发展到历史上的高峰，书院教育得到全面普及；第二，书院官学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自雍正帝倡办省城书院以后，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和官吏也纷纷行动起来，拨公款、捐田产，积极倡办书院，而各地的士绅亦出资兴办书院，将之看作是一种崇儒学、兴教化的义举。

所以，清雍正、乾隆以后，书院数量大增，超过前代任何时期。

清代书院的迅速发展、全面普及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设置书院的省区更加广泛，以前的书院建设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以及一些经济、文化较发达的省区，而清代书院已经向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一些原来极少创办书院的省份或地区如甘肃、青海、新疆、蒙古、台湾都创办了书院。

第二，设置书院的地域更加普遍，几乎每个府县都创办了书院，文教发达的府县所建置的书院可达数十所之多，书院几乎完全承担和代替了清朝学校教育的职能。

第三，书院向都市、城镇发展，书院本来是儒家士大夫隐居山林讲学的形式，宋明许多著名的书院中都有这一特点。

但是，清朝的书院却开始向都市、城镇发展，这段时期著名的书院主要是在都市而不是在山林，如雍正赐金资助的20多所大书院均在各省省会。

各地书院也主要在府、州、县治所在地。

第二个特征，即清代书院的官学化倾向。

书院本是实现自由讲学与学术研究的文化教育机构。

但元代书院已有官学化趋势，到了清代，书院的官学化进一步强化。

清政府在经费、掌教、学生等方面均牢牢地控制了书院，书院只能完全按照朝廷主政者的要求从事教育活动，因而逐步成为官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时，书院内部的组织及教学与官学并没有多少区别，书院院长往往由官府任免，书院生徒也得由官府选拔。

更重要的是，书院教育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以学习作八股文为主要课程。

书院一般每月进行两次课试：一次为官课，即由府、藩、郡、县轮流出题、阅卷、给奖；一次为师课，由书院掌教出题、阅卷、给奖。

无论官课师课，学习作八股文是其主要内容，可见，清代书院因官学化而逐渐流为科举的附庸。

清代书院的演化表明，原来具有相对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自由讲学的书院最终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官学化趋势。

尽管清初仍有部分书院倡导乾嘉汉学，表现出知识创新的追求，但是从总体而言，那数量庞大的书院群体正在一步步官学化。

正像许多身兼“学者—官僚”

双重身份于一体的士大夫们，往往是由其“学者”

身份转化为“官僚”

身份改变一样，清代书院也在积极配合朝廷“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的政治理念，逐渐发生从独立的文化教育机构到官学化的转变。

结语：

从中国书院的千年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中，我们已经发现，无论是受到后来人们褒扬的学术创新、教育变革的“书院学风”

，还是先后受到学人批评的附属科举、学术淡薄的“官学化”

体制，其实均是与书院组织的核心——士大夫的社会身份与精神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士大夫不是西方社会结构中那种纯粹的学者、僧侣、官僚，他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学者—官僚”

的双重身份，故而他们既不可能完全独立地从事精神文化的创造传播工作，也不单纯是追求行政效益的官僚，而总是希望将精神文化的创造与经世治国结合起来。

士大夫们这种独特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精神特质，他们既希望独立地从事精神文化创造，又盼望在皇权的统治下从事经邦济世的社会管理。

士大夫社会身份、精神特质的二重性矛盾鲜明地体现在他们所创建的书院中，并使得书院既有自由讲学与学术创新的文化传统、又有科举附庸官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高等教育》2007年第9期转载，又载韩国国民大学校：《韩国学论丛》第2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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