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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儒家教育的人文精神（第2页）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周礼注疏，卷十.大司徒.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46.）

而且，大司徒从事教化的内容，是将六德、六行、六艺合成的“乡三物”

，这也是儒家倡导的教化内容：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周礼注疏，卷十.大司徒.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66.）

十分明显，儒家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均可以在大司徒之职的规定中看到，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及儒学与司徒之职的渊源关系。

不仅如此，《周礼》中还有“师儒”

的记载，进一步反映了“儒”

与教育职官的关系。

据《周礼·天官·大宰》中记载的“九两”

，就有“师”

和“儒”

的官职规定，认为“师”

是“以贤得民”

者，而“儒”

则是“以道得民”

者。

郑玄注云：“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

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

（周礼注疏，卷二.大宰.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0.）可见，《周礼》所说的“师”

、“儒”

均是西周时期从事教育的官职，“师”

即相当于司徒之职中的“师氏”

，“儒”

即当于司徒之职的“保氏”

，他们的教育职责略有不同：

师氏掌以媺王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

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

（周礼注疏，卷二.大宰.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48—349.）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周礼注疏，卷二.大宰.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2.）

也就是说，“师”

、“儒”

原来就是司徒之官中在各邦国、乡里从事教育的职业。

他们所传授的“三德”

、“三行”

、“六艺”

、“六仪”

等，确实也正是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

由于近人考证《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故不太坚持以此为据说明儒的起源。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学者在整理西周青铜器铭文时，发现金文中的职官与《周礼》有许多相合之处，这就证明《周礼》一书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是我们考证儒家起源的重要依据。

《周礼》一书中关于“司徒之职”

的记载，确能揭示儒的本义与起源。

由于儒家起源于西周时期被称为师儒的教职人员，这一点恰好反映出西周社会“学在官府”

、“政教合一”

的特点。

到了西周王朝解体，政教既分，官师分离，孔子就是最早创立私学的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继承了西周师儒之职中所行三德三行、六艺六仪之教的教育传统，儒家学派的成员亦可能大量与司徒之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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