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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儒家教育的人文精神（第9页）

，而“为长”

、“为君”

者首先必须能“为师”

。

这些集“师”

、“长”

为一身的人，就是儒家士大夫。

儒家教育的人文特色不仅体现在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的道德政治教育方面，同时还体现在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的科技教育方面。

本来，“观乎天文”

是一种对自然的科学研究活动，西方的科学家、教育家常常将这种科学研究、科技教育归结为对自然规律的惊奇和疑问，以及为科学而科学的求真精神。

儒家教育是包括科技教育在内的，所不同的是，儒者没有西方的科学家所强调的对自然秩序的惊奇、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追求。

当儒者关注科技研究数学，总是将它们纳入到“经世”

、“治事”

的儒家教育价值体中去，所有天文、地理、数术、医学、农耕等不同门类的科技知识，均因为它们属经世之学、有致治之用，均属“正德、利用、厚生”

的范围，故受到了儒者的重视。

所以，不仅是儒家的道德教育体现出人文性，儒家的科技教育同样体现出浓厚的人文性。

所以，儒家教育虽然体现出对科技教育本身的重视，但是体现出浓厚的人文性。

儒家地将对天地自然的研究、探讨，看作是一个儒者的使命之一。

他们所推崇的圣人，均是掌握了自然科学规律、能利用科技发明以发展生产满足民生的历史人物，如神农氏对农业、医药的研究发明和传授，黄帝对舟车、度量衡的发明和传播，伏羲氏关于渔猎的研究和传播。

《周易·系辞下》详细描绘了伏羲氏对天道自然的研究及对科技文化的创造：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儒家学者认为，《周易》中阴阳八卦的种种卦象和法则，均是古代圣人对天地自然所进行的“极深而研几”

的结果。

在儒家的教育体系中，这些有关自然天道的种种知识及有关国计民生的农、工、商的技术，无疑是重要的教学内容。

然而，这些有关的科技发明、科技教育，仍是那些上古的圣人如神农、伏羲、黄帝等高尚道德人格的外在表现，是他们具有仁民爱物的崇高品德的体现。

至于以后的儒者、士大夫仍应关心科技教育，同样是因为儒家的内圣品德必须通过外王事业才能得以完成和实现，外王的治国平天下又是离不开天文、地理、农耕、数术等各种科技知识的。

所以说，儒家对科技教育本身的重视，同样是源于一种人文精神。

我们还可以发现，儒家对天道自然的研究和教育，往往是为了将天道规律与人文法则联系起来，将人文法则上升为宇宙的普遍法则。

《周易·文言传》所言的“大人”

，就是这种能将人文法则与自然法则统一起来的人，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

在儒家经典中所涉及的天道自然的知识，其中许多均与这种观念有关。

十分明显，这种有关天道自然的知识，基本上是以儒家伦理理想、人文价值为核心的。

这里所追求的，是人“与天地参”

、“与天地同流”

，其实则是扩展儒家的人文文化，即如《中庸》所言：“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这种以人文精神为内核的宇宙哲学，鲜明地体现出了儒家教育的人文精神。

由此可见，在世界上各主要文化系统中，儒家不仅突出地表现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而且，儒家教育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精神。

这种人文教育的根本点，就是将教育的宗旨和目标指向人，具体而言，就是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

（原载《儒家人文教育的审思》，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本文部分内容又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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