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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与弼的教育思想（第7页）

，亦和吴与弼“无时无处不是工夫”

之间有着继承关系。

再看“余干之学”

。

“余干之学”

的代表人物有胡居仁、娄谅等人。

他们接受了吴与弼具有心学倾向的为学工夫论，胡居仁主张“主静独立”

、“以求放心为要”

，娄谅倡导“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

等等，皆和吴与弼的为学工夫有继承关系。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心学大师王守仁曾问学于娄谅，师徒之间“甚相契”

，王守仁因此成为吴与弼的再传。

《崇仁学案》也肯定：“姚江（王守仁）之学，先生（娄谅）为发端也。”

王守仁不仅从娄谅这里受到吴与弼之学的影响，另外还和湛若水的学术交往很深，受过崇仁之学再传湛学的影响。

由此可见，阳明心学大盛于明代，如果从学术师承关系来看，是和吴与弼之学的影响有关的。

现在再述吴与弼的学术思想的影响。

吴与弼并没有一整套系统的理学思想体系，因而他不可能成为明代心学思潮的重要代表。

他所热心倡导的，主要是那些通过读书、静观以反求吾心的为学工夫，他还没有把这套为学工夫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心学思想体系。

但是，我们知道，为学工夫论和哲学本体论是紧密相连的。

朱熹“格物穷理”

的为学工夫与理本论是一体的，陆九渊“发明本心”

的为学工夫与心本论也是如此。

人们常说，哲学本体论的不同决定道德修养、为学工夫的不同，从理论的逻辑体系来说确是如此。

但是，从思想家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来说，这个关系往往是相反的，即是为学工夫论决定哲学本体论。

明代心学大师陈献章、王守仁都是首先因怀疑、放弃朱熹“格物穷理”

的为学工夫，而选择了“默坐澄心”

、“致良知”

的为学工夫，然后才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心本论思想体系。

也就是说，是“反求吾心”

的为学工夫论导致了以心为本的世界观。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吴与弼与明代心学思潮的关系，就可以发现，他在心学思潮中确实具有“启明”

的作用。

他虽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心学理论体系，但是他所倡导的“识本心”

、“求吾心”

的为学工夫，启发了有明一代的学者。

吴与弼之学的出现，预示着明代学者的为学工夫正由朱熹的读书穷理向陆九渊的发明本心的转化。

这种为学工夫的转化，必然会引起哲学本体论的转化。

可见吴与弼之学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启明”

。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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