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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新注资治通鉴序（第2页）

-内容全面：胡三省对《资治通鉴》的注释涵盖了文字训诂、历史事件背景、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诸多方面。

如在注释地理名称时，会详细说明其古今变化和地理位置，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背景。

-校勘精审：胡三省在注释过程中，对《资治通鉴》的不同版本进行了仔细的校勘。

他纠正了许多版本中的文字错误和讹误，为后人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文本。

-见解独到：胡三省在注释中常常表达自己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见解。

他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对历史进行反思，其注释不仅是对文本的解释，更是一种历史思考的体现。

后世影响

胡三省版《资治通鉴》为后人研究《资治通鉴》和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其注释内容丰富了《资治通鉴》的内涵，使这部史书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都会参考胡三省的注释，它成为了研究《资治通鉴》乃至中国古代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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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胡三省

古代每个国家都有史书来记录年代和事件，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虽然如今已无法再见到，但《春秋》经过圣人的删改修订，自周平王东迁后，二百四十二年的事就像太阳和星星一样清晰明了。

秦朝灭掉诸侯各国后，焚烧天下书籍，因为各国都有史书，其中多有指责讥讽秦国先人的内容，所以对这些史书痛恨至极。

《诗经》《尚书》之所以能再次现世，是因为儒生们能将它们藏在墙壁之中。

而各国的史书分别藏在各自国家，国家灭亡后，史书也随之消失，到汉朝时，只剩下《秦记》。

太史公司马迁依据《春秋》写成《十二诸侯年表》，依据《秦记》写成《六国年表》，对于夏、商、周三代则写成《世表》。

当时，黄帝以来的《谍记》还存在，上面都记有年代数字，司马迁考察其中的历法、谱牒以及五德终始的传承，发现都与古代文献多有不同，并且说：“孔子编订《尚书》，其中很少有年月记载；即便有一些，也大多缺失。

孔子不加以编排整理，大概是他行事谨慎的缘故。”

司马迁秉承孔子的意思，所以他记载三代历史时，用世系而非年代。

汲冢出土的《纪年》，是在晋太康初年被发现的，按照年代依次编排，起始于夏、商、周，结束于魏哀王二十年，这是魏国的史书，逃脱了秦朝焚书的厄运而被晋朝得到，司马迁没来得及见到。

司马迁的《史记》，虽然分为纪、表、书、传、世家等体例，自班固以下都无法更改，虽然用本纪来纪年，但记事简略，因为相关事件在志、传中有详细记载，本纪简略也是合适的。

从荀悦的《汉纪》以后，以编年形式记事的作者，每个时代都有。

唯独梁武帝的《通史》多达六百卷，侯景之乱时，王僧辩平定建业，将其与文德殿的七万册书籍一起西运，江陵沦陷时，这些书都被焚毁。

唐朝四库藏书里，编年体史书有四十一家，共九百四十七卷，其中王仲淹的《元经》十五卷，萧颖士依照《春秋》义类所写的传有一百卷，都已失传。

如今这四十一家的书，留存下来的也没几部了。

在史学着作中，以司马迁、班固等人的史书为正史，编年体史书排在其次，大概是因为纪传表志类史书盛行，编年体史书只是作为乙库收藏的备用书籍罢了。

宋朝英宗皇帝命令司马光整理编排历代君臣的事迹，写成一部编年体史书，神宗皇帝认为此书可借鉴往事，有助于治理国家，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且为它作序，阐述其创作的缘由和立意。

司马光的本意，是专门选取那些关乎国家兴衰、百姓祸福，善的可以作为效法榜样，恶的能够成为警戒的事例，来编写这部书。

治平、熙宁年间，正是司马光与众人就国家事务相互争论是非的时候。

像萧规曹随那样关于政令统一的辩论，都无法胜过主张变法之人的言辞，司马光于是被分司到西京洛阳，不再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专心致力于书局的事务。

他心中的忠愤感慨难以抑制，于是在书中写下对智伯才德的评论、对樊英名实的见解、唐太宗君臣关于音乐的讨论、李德裕与牛僧孺争夺维州事件之类的内容。

甚至连黄幡绰、石野猪的诙谐言语，他也写信告知书局官员，想要记录下来以作警示，他的这些细微用意，后人并不能完全了解。

编年体史书又岂是毫无意义的呢！

世上的论者大多说：“经书用来承载道理，史书用来记录事件，史书与经书不可相提并论。”

然而道理无处不在，散布在各类事件之中，通过事件的得失成败，可以知晓道理历经万世都不会有弊病，史书难道可以轻视吗？作为君主，如果不知道《资治通鉴》，那么想要治理好国家却不知道自我治理的根源，厌恶祸乱却不知道防范祸乱的方法。

作为臣子，如果不知道《资治通鉴》，那么对上无法侍奉君主，对下不能治理百姓。

作为子女，如果不知道《资治通鉴》，那么谋求自身发展必然会辱没祖先，做事也不足以给后人留下榜样。

至于用兵作战、创建法令制度，如果不了解古人成功的经验，不借鉴古人失败的教训，那么就会想要取胜却遭遇失败，图谋利益却招来祸害，这是必然的结果。

孔子编订《尚书》，从唐尧、虞舜开始，到《文侯之命》为止，并将其与秦国相关联，鲁国的《春秋》则起始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左丘明为《春秋》作传，到鲁哀公二十七年赵襄子毒害智伯的事件为止，而《资治通鉴》则记载了赵国兴起、智氏灭亡的事，放在前面。

由此可见，孔子编订《尚书》并创作《春秋》，资治通鉴》的创作实际上是《春秋》和《左传》而来的。

司马光广泛阅读旧有的史书，还从旁采录小说，挖掘隐微的事迹，汇聚编纂成这部书，实在是辛苦了。

而编写书籍时，汉代部分由刘攽负责，三国到南北朝部分由刘恕负责，唐代部分由范祖禹负责，都是依据他们各自的专长来分配任务，他们都是天下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历经十九年才完成。

这部书将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事迹合为一部，这哪里是一个人的心思、耳目所能完成的呢！

司马光自己说：“《资治通鉴》编成后，只有王胜之借去读过；其他人还没读完一页，就已经打哈欠、伸懒腰，想要睡觉了。”

这部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的书，都有人没能全部读完。

至于《考异》三十卷，是用来参校订正各种书籍异同，使内容归于统一的。

《目录》三十卷，以年为经、以国为纬，不仅能让众多国家杂乱记录的事件清晰区分，前代历法的变更、天文现象的异常，都实实在在地记载在《目录》上方，这难道能当作普通的书籍目录来看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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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对史学极为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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