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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新注资治通鉴序（第3页）

淳佑癸卯年，他开始患上鼻出血的病症，但读书仍片刻不停，鲜血洒落在史书上，那些血迹至今还留在书上。

父亲常常对我说：“《史记》《汉书》从服虔、应劭到三刘（刘敞、刘攽、刘奉世），注解已经很多了。

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裴松之为陈寿的《三国志》作注，虽然偶尔有字词读音和释义，但实际上更多是为了增添不同的见闻，补充不完备的地方，以显示学识渊博。

像为《晋书》作注的杨正衡，为《新唐书》作注的窦苹、董冲，我觉得他们的注解没什么可取之处。

徐无党为《新五代史》作注，只是粗略地讲了讲欧阳修着书的书法义例，其他方面就没涉及了。

《资治通鉴》此前有刘安世的《音义》十卷，但世间没有流传下来。

《释文》原本出自蜀地的史炤，冯时行为它作序，如今海陵刻印的版本又有司马光之子司马康的《释文》，与史炤的版本大同小异。

司马康在书局担任检阅官，按说他能得到司马光的亲身教诲，又与刘攽、范祖禹等诸位先生一起研讨学习，不应该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我怀疑海陵版的《释文》并非司马康所作。

你能不能对这些进行刊订校正呢？”

我恭敬地拱手回答：“我愿意学习去做这件事。”

乙巳年，父亲去世，我既要为家中事务操劳，又要忙于科举之事，但史学方面的学习一直不敢荒废。

宝佑丙辰年，我考中进士，这才得以全力投入到对《资治通鉴》的研究中。

我外出为官，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这部书；遇到有不同寻常的书籍或对史学有独到见解的人，一定会前去请教订正。

我依照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整理编订为《广注》九十七卷；还写了十篇《论》，从周到五代，大致叙述了各朝代兴衰的主要情况。

咸淳庚午年，我从淮河沿岸回到杭州，延平的廖公看到我的着作后十分认可，以礼相待，把我请到家中，让我为他的子弟校对《资治通鉴》，我为此写了《雠校通鉴凡例》。

廖公又把我推荐给贾似道丞相。

德佑乙亥年，我在江上从军，所提建议总是不被采纳，不久军队溃败，我从小路回到家乡。

丙子年，浙东地区开始骚乱，我前往越州新昌避难，老师和随从也跟着去了，家眷因此得以幸免，但我的书稿却丢失了。

战乱平定后我回到家中，又重新购买了其他版本继续作注，开始把《考异》以及我所做的注释分散融入到《资治通鉴》的相应文字之下；历法、天文方面的内容，则按照《目录》所记载的，在旁边附上注释。

一直到乙酉年冬天，才最终完成全书的注释。

书中对于事件的来龙去脉、地名的异同、州县建置的离合变化、制度的沿革损益，都详细地阐述了原因。

像《释文》中错误荒谬的地方，我都加以改正，还写了《辩误》十二卷。

唉！

为《汉书》作注的人很多：晋灼汇集服虔、应劭的释义，并辨析其恰当与否；臣瓒汇总各家的说法，并用自己的见解进行反驳。

到了颜师古新的注解，又讥讽服虔、应劭的注解疏漏紊乱之处很多，苏林、晋灼的判断太少，指责臣瓒的注解有差错，诋毁蔡谟的注解相互矛盾，自认为已经穷尽根源，融会贯通，精心诠释，不再有遗憾；然而刘氏兄弟对颜师古的批评，就如同颜师古批评前人一样。

人很难察觉到自己的不足，前人注解的失误，我能看出来，可我自己注解的失误，我却无法察觉。

再者，古人注解书籍，文字简洁但意思明了；如今我所作的注解，虽然内容广博，但要做到简洁，我还没能做到。

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学问精深的儒者和老师都相继离世，我已经无从请教订正。

有人鼓励我去北方学习，唉，我确实有这个志向，然而我已经衰老了！

在胡三省注的《资治通鉴》中，经常引用以下几人的注：

师古：通常指颜师古。

颜师古是唐代着名的经学家、史学家，他在经学、史学、训诂学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

胡三省常引用颜师古的观点、注释来解释字词、地名、典章制度等内容，借助颜师古的学术成果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资治通鉴》中涉及的历史知识、文字含义。

例如对一些汉代的地名、官名等进行解释时，就会引用颜师古对《汉书》的注疏内容，因为颜师古曾为《汉书》作注，其对汉代相关知识的阐释具有权威性和重要参考价值。

裴松之：南朝宋时期的史学家，以注《三国志》而闻名。

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广采博引，补充了大量史实，对人物和事件的记载更加丰富全面。

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常常借鉴裴松之的观点和补充的史料，以深化对三国时期历史的阐释。

比如在涉及三国人物事迹、历史背景等内容时，会引用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使读者能获取更多的历史细节和不同视角的解读。

杜预：西晋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他着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

《左传》作为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对研究先秦历史至关重要。

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中相关的先秦历史部分，以及涉及《左传》中的典故、礼仪、制度等内容时，经常引用杜预的注解。

杜预对《左传》的解读和阐释，为胡三省理解和注释相关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帮助读者理解春秋时期复杂的历史事件、人物关系以及背后的文化制度。

司马贞：唐代史学家，着有《史记索隐》。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若涉及《史记》中记载的人物、事件、制度等，且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有相关解读时，会引用司马贞的观点。

通过引用司马贞对《史记》的注释，能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理解《资治通鉴》中所涉及的早期历史内容，丰富对历史的认知。

张晏：东汉时期学者，曾为《汉书》作注。

《汉书》是记载西汉历史的重要典籍，胡三省在注释《通鉴》中与西汉历史相关的内容时，有时会引用张晏对《汉书》的注解。

张晏的注释对《汉书》中的字词、史实、典章等进行了解释，胡三省借助这些解释，帮助读者理解《通鉴》中相关西汉历史部分的疑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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