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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以往我否认自己杀害渡边ju，说她是被别人所杀。

在警方的充分调查下，今天我陈述的是真正的事实：杀害渡边ju的是我，这是真的。

他对犯罪过程是这么说的：我进大门时见有根樫木的顶门棍竖在那儿，我心想把它当作凶器倒也称手，所以把它带进房里。

渡边ju见我来了，说声欢迎，就跪起身到火盆边为我沏茶，我乘机用双手握棍朝阿ju头上狠命打去。

然而，早就藏有杀机的人即使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难道会用被害者家顶门用的那根樫木棍吗？一般说来，蓄意杀人者会早点备下凶器。

这案件按检察官的看法并不是偶发的，而是&ldo;有计划&rdo;的作案，那么，柳田正夫用被害者家里的东西作为凶器行凶是反常的，并且难以自圆其说。

在第九次审讯报告中还记录这样的供词：

……阿ju立即仰翻在地。

我见她拚命挣扎起身，想朝我猛扑过来，我右手握棍随即朝阿ju的前额和脸上揍去，阿ju发出异样的叫声仰面倒下，再也不能动弹了。

这是极为含糊的供词。

如果是凶手的话，至少会供述得更正确，细节也会更加具体些。

恐怕柳田正夫是没法把当时杀人的过程说得更正确吧。

因为想起报纸、杂志上报道过渡边ju为面部受伤，就作了&ldo;殴击了面部&rdo;这样的供认。

警方也发觉这里的疑问。

在第十次审讯报告中供认说：

关于我上回供述杀害渡边ju的事实，昨天，对殴击的部位，怎么也回忆不起来。

今天才想起，用樫木棍第一下好象击在阿ju后脑勺上，阿ju仰天倒下后，又殴打前额部的左侧和左脸，随后好象朝阿ju的胸口揍去。

为何柳田正夫对犯罪过程不能说得更具体些？可以说，这是他在想当然，或是得到了某种暗示。

大冢律师从这件事中能得到这样的结论。

记得在第九次审讯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ldo;我见她拚命挣扎起身，想朝我猛扑过来，我右手握棍朝阿ju的前额和脸上揍去。

&rdo;当时，并没有提到殴击阿ju胸口的动作。

这是因为报纸上对受害的伤势报道中只提到头部和脸部，没说起胸前的伤。

如果柳田正夫是从报道中得知伤情的话，当然肯定不会想到还有阿ju胸前的伤势。

由于凶手的棍子击在身着衣服的胸前，伤势并不重，虽形成第三肋骨的骨折，但在外部不见有伤。

大冢以往听法医谈过，年老者并不需要受很大的冲击力也往往会造成肋骨骨折的现象。

为此，检察部门也是看了尸体检验报告之后，经过解剖才知道第三肋骨骨折。

所以无论如何，在罪犯指供词中必须要提到这个伤势。

于是在第十次审讯报告中，开始有&ldo;好象又&rdo;殴击了胸部这样的供述。

还有，检察官认定，现场衣柜抽屉被抽开，衣物翻乱的迹象是柳田正夫窃取借据之后，为了伪装成抢劫现场而干的。

这是认为现场仅缺少一张借据为前提作出的结论。

警方也认为柳田正夫除了借据之外，并没有抢去其他东西。

然而，究竟渡边ju被窃走多少东西，是很难作出正确判断的。

她孤身一人，儿子和儿媳都和她分开居住。

根据渡边ju的儿子隆太郎的证词，他们夫妻俩跟阿ju合不来，两年前就搬了出去。

隆太郎的证词是这么说的：

没听母亲说过她有多少钱，这一点我全不清楚。

直到出了事，警察问我缺少多少钱？我是一无所知，也许母亲的手头会有些现钱的。

既然不知道被窃的余额，那么是少了钱，还是分文不少，全是一笔糊涂账。

连儿子都不清楚，所以也有可能失窃了一笔相当数量的现金。

因此，可以推断，真正的凶手倒是半拉开抽屉，窃走了一笔现金逃之夭夭的人。

这事反证了柳田正夫是无罪的。

真正的犯人倒是在柳田正夫到达之前那一刻逃跑了。

大冢钦三查阅研究了厚厚一叠卷宗之后，发现这么些疑问和矛盾。

而这一切都证明了柳田正夫是无罪的。

被告为人诚实这一点，有不少证人作了证明。

他向渡边ju借高利贷，是想悄悄地赔偿丢失的那笔三万八千多元的学生旅行费用。

对这笔钱，小学校长是这么说的：

如果向我报告的话，不管怎样，我总能凑足这笔不到四万元的钱。

可柳田并没这么做，而是自己承当了赔款的责任，从而酿成这场悲剧。

由此也可以了解柳田正夫的个性和为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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