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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1页）

从1956年起直到1964年锡予先生逝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运动，到了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而登峰造极。

在这些运动中，在历次的提职提级的活动中，我的表现都还算过得去。

我真好像是淡泊名利，与人无争，至今还在燕园内外有颇令人满意的口碑。

难道我真就这样好吗?我的道德真就这样高吗?不，不是的。

我虽然不敢把自己归入坏人之列，因为除了替自己考虑外，我还能考虑别人。

我绝对反对曹操的哲学：&ldo;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

&rdo;但我也决非圣贤，七情六欲，样样都有;私心杂念，一应俱全。

可是，既然在名利两个方面，我早已达到了顶峰，我还有什么可争的呢?难道我真想去&ldo;九天揽月，五洋捉鳖&rdo;吗?我之所以能够获得少许美名，其势然也。

如果说我是&ldo;浪得名&rdo;，也是并不冤枉的。

话又说了回来，如果没有锡予先生，我能得到这一点点美名吗?

所以，我现在只能这样说，我之所以崇敬锡予先生，忆念锡予先生，除了那一些冠冕堂皇的表面理由以外，还有我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起过的动机。

古人说：&ldo;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rdo;我不敢谬托自己是锡予先生的知己，我只能说锡予先生是我的知己。

我生平要感谢的师辈和友辈，颇有几位，尽管我对我这一生并不完全满意，但是有了这样的师友，我可以说是不虚此生了。

我自己现在已经是垂暮之年，活得早早超过了我的期望。

因为我的父母都只活了四十多岁，因此，我的最高期望是活到五十岁。

可是，到了今天，超过这个最高期望已经快到四十年了。

我虽老迈，但还没有昏聩。

曹孟德说：&ldo;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rdo;我窃不自量力，大有&ldo;老骥伏枥，志在万里&rdo;之势。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还有不少的计划。

这些计划是否切合实际，可另作别论，可我确实没有攀登八宝山的计划，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但愿我回忆中那一点最亮的光点，能够照亮我前进的道路。

学习大师的风范‐‐谈赵元任先生

赵元任先生是国际上公认的语言学大师。

他是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另有一位讲师李济先生，后来也被认为是考古学大师。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

在全国都按照西方模式办学的情况下，国学研究院却带有浓厚的中国旧式的书院色彩。

学生与导师直接打交道，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

其结果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大学教授，而且还都是学有成就的学者，而不是一般的教授。

这一个研究院只办了几年，倏然而至，戛然而止，有如一颗火焰万丈的彗星，使人永远怀念。

教授阵容之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赵元任先生也给研究院增添了光彩。

我虽然也出身清华，但是，予生也晚，没能赶得上国学研究院时期;又因为行当不同，终于缘悭一面，毕生没能见到过元任先生，没有受过他的教诲，只留下了高山仰止之情，至老未泯。

我虽然同元任先生没有见过面，但是对他的情况从我读大学时起就比较感兴趣，比较熟悉。

我最早读他的著作是他同于道泉先生合译的《仓洋嘉措情歌》。

后来，在建国前后，我和于先生在北大共事，我常从他的口中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赵先生的情况。

他们一致认为，元任先生是一个天生的语言天才。

他那审音辨音的能力远远超过常人，他学说各地方言的本领也使闻者惊叹不止。

他学什么像什么，连相声大师也望尘莫及。

我个人认为，赵先生在从事科学研究方面，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或者优势，是其他语言学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这就是，他是研究数学和物理学出身，这对他以后转向语言学的研究有极明显的有利条件。

赵元任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范围很广，方面很多，一一介绍，为我能力所不逮，这也不是我的任务。

这一点将由语言学功底远远超过我们的陈原先生去完成，我现在在这里只想谈一下我对元任先生一生学术活动的一点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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