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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1页）

时光如电，人事沧桑，转眼就到了1948年年底。

解放军把北京城团团包围住。

胡适校长从南京派来了专机，想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去，有一个名单。

名单上有名的人，大多数都没有走，陈寅恪先生走了。

这又成了某一些人探讨研究的题目：陈先生是否对共产党有看法?他是否对国民党留恋?根据后来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记，寅恪先生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仅是苏联牌的共产主义。

在当时，这也许是一个怪想法，甚至是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

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难道不应该对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吗?至于他对国民党的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上。

1940年，他在《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这一首诗中写道：&ldo;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rdo;吴宓先生对此诗作注说：&ldo;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

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

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rdo;按即&ldo;看花愁近最高楼&rdo;这一句。

寅恪师对蒋介石，也可以说是对国民党的态度表达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

然而，几年前，一位台湾学者偏偏寻章摘句，说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湾去。

这真是天下一大怪事。

到了南京以后，寅格先生又辗转到了广州，从此就留在那里没有动。

他在台湾有很多亲友，动员他去台湾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却岿然不为所动。

其中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

我们国家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陈毅、陶铸、郭沫若等等，对陈师礼敬备至。

他同陶铸和老革命家兼学者的杜国痒，成了私交极深的朋友。

在他晚年的诗中，不能说没有欢快之情，然而更多的却是抑郁之感。

现在回想起来，他这种抑郁之感能说没有根据吗?能说不是查实有据吗?我们这一批老知识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过来人。

如果不昧良心说句真话，同陈师比较起来，只能说我们愚钝，我们麻木，此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1951年，我奉命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

在广州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准备将所有的重要发言稿都译为英文，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我到岭南大学寅恪先生家中去拜渴。

相见极欢，陈师母也殷勤招待。

陈师此时目疾虽日益严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的东西。

有关领导，据说就是陈毅和陶铸，命人在先生楼前草地上铺成了一条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绿草，碧绿与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

从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对陈师尊敬之真诚了。

陈师是极富于感情的人，他对此能无所感吗?

然而，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

解放后不久，正当众多的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

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

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

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才。

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

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ldo;原罪&rdo;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

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

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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