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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章（第1页）

这些是后话了，但在当时，对于薄姬母子来说，这真是一个天大的馅饼。

长安派来迎立的使者很快到了代地，请刘恒去长安登基。

但对这个天大的馅饼，起初薄姬母子的反应非常一致‐‐不要。

不要是有原因的：吕家叛乱，臣工皇室皆出力颇多，偏偏是远在代地的薄姬母子寸功未立，冲锋陷阵的时候不见影，运筹帷幄的时候不见人，啥忙都没帮上，现在大功告成论功行赏了，最大的一块元宝给你，凭什么？

所以在接到消息后，刘恒并没有贸然行动，先是派舅舅薄昭（薄姬的弟弟）去京城，在见过此时掌握大权的周勃、陈平，得知了事情真相后，方才动身到京城。

公元前180年九月二十三日，刘恒在长安正式登位，这就是开创了&ldo;文景之治&rdo;的汉文帝。

而作为皇帝生母的薄姬，也晋位为薄太后。

这对忍了几十年的母子，此时终于忍到了西汉帝国的权力最高峰，当然，是名义上的。

所谓&ldo;名义上的&rdo;，是因为这时期的西汉皇帝，其实很多时候是当不了家的。

外部情况且不说，平定吕家叛乱，靠的是刘姓宗族和功臣宿将的努力，齐王刘襄、城阳王刘章，都是地方上手握重兵的实力派，刘邦登基后分封的同姓诸侯们，此时已渐成地方一派豪强。

中央的功臣宿将们也惹不得，周勃和陈平两大重臣，从跟随刘邦打天下到平定吕家之乱，都是功勋级的人物，其势力盘根错节，把持朝政，连皇帝谁来当，最后还是他俩说了话才管用，当不当皇帝，也是刘恒探明了他俩的口风后才做决定。

在登基的初期，刘恒母子的身份也只有一个‐‐摆设。

所以刘恒母子还是知道自己身份的，登基初期，摆设得相当不错：刘恒入京即位时，仅带了宋昌等6位亲信。

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封诛吕功臣：3大功臣周勃、陈平分别作了左右丞相，灌婴成了执掌军权的太尉。

对刘姓宗族也大力笼络。

除了赏赐了齐王刘襄、城阳王刘章、淮南王刘长3位直系亲属外，更大封同姓诸侯王。

在登基的第一年，就封了8个刘姓宗王。

在国家大事上，刘恒也很知趣，继续推行汉高祖刘邦在位时确立的&ldo;黄老学说&rdo;，崇尚&ldo;无为而治&rdo;，先前的既定成法一概不变，继续与民休息。

在他即位的最初时期，功臣们很满意，宗室们很满意，老百姓们也很满意。

朝堂上下，可谓一片&ldo;和谐&rdo;。

但对这样的&ldo;和谐&rdo;，汉文帝本人是不会满意的。

他现在不再是忍气吞声的代王，不再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四皇子，而是高高在上的皇帝，&ldo;摆设&rdo;的身份，无论如何他是不能接受的。

更何况，刘邦登基后到吕氏之乱的一系列变故证明，虽然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帝国，但是在西汉早期，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并未建立起来。

西汉的立国，采取的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方式，起初还册封了异姓诸侯王，此后虽然诛杀异姓王，并且设立&ldo;白马盟&rdo;，即非刘姓者不能封王，但中央的行政权力，依然没有确立绝对的权威。

无论是权镇地方的诸侯，还是功勋卓著的勋贵们，其位高权重，都是帝王所忌惮的，要做一个真正的帝王，就必须把权力收拢回来。

且不说为了巩固国家稳定，就是为了对付北方持续肆虐的匈奴，这也是必需的。

所以，这才是汉文帝刘恒在位时期的最大贡献：自他开始，改变了中国自夏商周以来松散的国家体制，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

汉武帝后来的&ldo;大一统&rdo;，其实更多是拜汉文帝栽的树。

要做到这个自然不容易，历史上但凡是权力之争，无不血流成河，尔虞我诈。

汉文帝的手法却很温和，先忍，再忍，最后还是忍，在忍耐里巧施暗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比如在刘恒入京即位的早期，看似很&ldo;知趣&rdo;，对人很谦和，但在他入宫的第一天，即命令他的亲信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另一亲信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巡查宫中，皇宫大内的兵权，以及西汉最精锐南北二军的控制权，就这样被汉文帝不动声色地抓到手了。

在诸吕服诛后，刘恒又大赦天下，值得一提的是，刘恒赦免了刘章的妻子吕氏（吕家的长孙女），此举虽然遭到了功臣们的非议，却也安抚了登基未成的齐王一脉，得到了宗室的支持。

而对位高权重的两大势力，宗室与功臣，刘恒的另一手段是&ldo;拆分&rdo;。

刘恒登位之前，依西汉王朝旧例：拥有封地的诸侯以及贵戚们大多居住在长安，而他们的日常开支，则是由其封地提供，如此一来开支巨大不说，长安更成了功臣宗室们相互串通的场所。

所以刘恒登基后的第二年十月，即发布诏令，以节省开支为由，命令所有驻长安的列侯贵戚全部返回封地，不得在长安停留。

这样做的意义，不止在于减少了国家开支，更重要的是，如陈平、周勃等功臣宿将们，也因此羽翼大削，其亲信大多被调离身边，原本盘根错节的势力，渐成了孤家寡人。

正因如此，刘恒这个皇帝，才从此开始&ldo;硬气&rdo;了起来。

而相比于上述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政策，真正对汉文帝一生执政有着重要意义的，却是一个小人物和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奏疏‐‐公元前174年，28岁的贾谊上《治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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