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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这年深冬的一天，一个大风大雪之夜，有人敲我的门。

原来是位老友。

他在市郊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

&ot;文革&ot;开始后，他在牛棚里被关了半年，昨天才放出来;他的脑袋像干瘪下来的果子，完全变了模样。

在这半年里整他的人全是他的学生。

天天逼他交待&ot;反动思想&ot;，拷打用刑自不必说，最残酷的一招是监视他的梦话。

由于那些整他最厉害的几个学生偏偏都是平日与他最贴近的，所以知道他有说梦话的习惯。

他们每天夜里轮流值班守在他的床旁，等他睡着后将梦话记录下来，白天再追问这些不知所云的梦话的&ot;反动动机&ot;。

搞得他不敢睡觉，最后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身体彻底地垮掉。

那天他把我家里的烟全都抽光，神情痛苦之极。

忽然他瞪红的眼穿透浓浓的烟雾直视着我说：

&ot;你说，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这种处境?如果总这样下去不变，等咱们都死了，还不是靠着后来的作家瞎编?你说，现在有没有人把这些事写下来?当然这么干太危险，万一被发现就要掉脑袋，可是这对于将来的人总有意义……&ot;

就这样，我拿起笔开始了我的写作。

我要做的首先是把现实、把周围的人的故事如实地记下来。

当然我必须绝对保密，我的妻子也略知一二而已。

我把这些会使我家破人亡的文字写在一些很小的碎纸块上，然后藏起来。

比如砖底、墙缝、烟囱孔、衣柜的夹板等等自认为隐蔽的地方。

或者一张张用糨糊粘起来，外边贴上毛主席的语录或&ot;文革&ot;宣传画挂在墙上。

但藏东西的人反而会觉得自己这些地方最不可靠。

于是，在这些年里，我一边写一边把藏起来的纸块找出来再藏。

有一天，我参加一个公判大会。

被枪毙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因为秘密地写了一部攻击&ot;文化大革命&ot;的小说。

那一次，我真的怕了，回家后将那些埋藏在各处的纸块尽可能地找出来，撕成碎末，在厕所里冲掉。

只将极少最重要的用油纸包好，塞进自行车的车管里。

此后我开始又担心我的车丢掉。

这样过了十年!1976年中国北方的唐山大地震波及我的城市。

我的房子塌了。

在清理废墟时，我竟发现不少那次没有处理干净的纸块，正当我害怕别人也会发现这种可怕的纸块的时候，&ot;文化大革命&ot;结束了。

你们一定认为我会说，我从此写作自由了。

我要说的恰恰不是这个。

我要从这里谈谈我对写作的自由的看法。

我的经历有点奇特。

因为我是在写作自由等于零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不但没有读者，反而像犯罪那样怕被人看到。

我写了至少一百万字，非但没有一个字发表过，反而要把我写的人物换上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故意署上外国作家的名字，如亨利希&iddot;曼，纪德，安德烈叶夫等等，以便一旦被人发现就解释为外国文学的手抄本--当然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忆那种写作，我却真正的享受着写作的自由。

我不被任何势力所强制，不服从任何人的意志，也没有丝毫商业目的。

尽管我身在绝对的思想专制的时代，我的环境充满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怖感，但一旦拿起笔来，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进入了绝对自由的境界。

我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我还感到了一种庄严的历史的使命与责任，写作的心态无比虔诚和圣洁，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环境的残酷。

我由此感受到，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自由，是人类一种伟大的精神行为。

自由注定是写作的本质。

自由对于写作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选择了写作，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自由--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表达。

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丽的奢谈。

只有面对着束缚与禁锢，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才显示出它高贵的价值与神圣的必要。

所以自由的光芒总是散发在它被争取的过程中。

再进一步说，写作的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外部的环境的自由，二是内心的自由;作为写作本质的自由首先应该在写作者的心里。

那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为自由而写作，放弃这种意义的写作，写作就是制造文字的垃圾。

然而，自由的对手不一定像强敌一样总站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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