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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2页）

例如，1882年官僚们借官帑之名而干涉招商局局务，却遭到唐廷枢、徐润的坚决反对。

他们指出，官帑不是股份，是贷款，表示&ldo;依期归还，帝息陆续缴官。

嗣后商务由商任之，盈亏商认，与官无涉，请兔派员&rdo;干涉局务。

代表商人的总办、会办唐廷枢、徐润实操商局管理经营权是显然的。

权操诸商总办还可举出一些例证。

例一，1873年盛宣怀托朱其诏将其亲戚安插于招商局，握用人权的唐廷枢予以拒绝，朱其沼只能无可奈何地作了&ldo;商局用人景翁早已定夺，……无从报命&rdo;之叹以告盛氏。

例二，1877年买并旗昌轮船公司破产，唐廷枢在福建，盛宣怀远在湖北，虽然最后是由盛宣怀&ldo;请于幼帅（两江总督沈葆桢字幼丹‐‐引者），以此定议&rdo;，但最初决定购买者是徐润，徐氏记其事说：那时无可与商，乃与司友严芝楣二人通宵筹计，作出以222万两购买旗昌船产的决定。

不仅如此，徐涧还说过&ldo;一切局事俱由职道一人经理&rdo;的话。

从实际情况看，这话并非虚语。

所以盛宣怀有着&ldo;局内视为无足轻重之人&rdo;则有&ldo;诏亦不过随声画议&rdo;之叹。

从局内官代表与商代表的关系看，也没有&ldo;督&rdo;与被&ldo;督&rdo;的迹象。

朱其昂于1877年去世，盛宣怀经常在湖北、山东等地勘矿和时驻天津，对具体局务插手不多，他与唐、徐的关系，是&ldo;各有责成之中，仍寓互为综合之意&rdo;。

商总办既处于企业的主导地位，他们坚持&ldo;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rdo;和按&ldo;买卖常规&rdo;即赢利的原则办招商局，故得到股商和社会的信任，局务蒸蒸日上。

兹以1873‐1879年的赢利情况亦于下：

同治十二年（1873年）得利六万七千余两

同治十三年（1874年）得利十三万五千余两

光绪元年（1875年）得利十五万一千余两

光绪二年（1876年）得利三十四万九千余两（因与太古争衡半年少得十余万两）

光绪三年（1877年）本年除开销并赈捐三万四千余两外，尚得利四十一万九千余两（亦因与太古竞争半年少得利十余万两）

光绪四年（1878年）本年生意除开销外，得利七十六万六千余两（因光绪三年十二月与太古议和，故余此数）

光堵五年（1879年）本年除开销外，得利六十七万余两。

从上表看，赢利逐年增长的趋势是明显的。

得利数目相对资本说不能算薄。

资本从1873年20‐30万两，增至1875年后几年的100‐200万两，赢利达到30余万两至40‐50万两之多，不为不厚。

这种赢利同股票百两一股票西值可售130两至160两之间，是基本上相适应的。

初步达到&ldo;分洋商之利&rdo;的目的。

李鸿章于1881年上奏所说：&ldo;统计九年以来，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rdo;。

不能算是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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