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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1页）

在联怡和与太古争胜，或是联太古与怡和争胜的过程中，盛宣怀等人的警惕性是很高的。

盛氏再三叮嘱下属道：&ldo;既防太古明与倾轧，也须防怡和暗中损我。

&rdo;局员们也认识到：&ldo;洋人诡计百出，深恐其暗中仍须跌减取巧，唯有随时防范，相机而行也。

&rdo;事实证明，招商局头头对怡、太的认识是深刻的，警惕不是多余的。

局、怡、太经过几年的反复较量，旗鼓相当的竞争各方，势将两败俱伤。

1889年招商局净余尚有209500两，1890年只有162300两，1891年净余大幅度下降，仅20800余两，1892年只有17300两了。

商局不少人担心：再斗下去&ldo;不免有亏折之虞&rdo;，难以支撑。

从竞争的另一方‐‐怡和、太古来看，&ldo;三公司争衡三年，红脸（指太古‐‐引者注）实已疲倦矣。

&rdo;怡和的情况也不比太古好多少。

怡、太，尤其是太古，本想挤垮招商局，&ldo;以遂其垄断之心&rdo;，但商局&ldo;请将采运局平粜免税之米，援官物例归局专装以抵制之&rdo;，以及广为招徕客货等措施，有效地加强了竞争能力，使怡、太无法吞吃掉商局，而怡、太反使自己斗得疲惫不堪，不得已&ldo;始肯与商局重订合同&rdo;。

商局也认为&ldo;合同可立之机&rdo;到了，于是彼此妥协，于1893年将谈判近三年之久的齐价合同，基本上按照招商局的要求定了下来。

在执行第三次齐价合同不久，即产生了实际的效果。

招商局的净余额，从1891年的17000余两，增为执行新合同第一年的1893年的276400余两，此后更逐年增多。

招商局面值百两的股票，也由1890年的50两左右，1893年上涨为140两以上，不久达到200两上下。

总起来看，作为第一个洋务民用企业的轮船招商局，是民族性很强的资本主义航运企业，它在分洋商之利挽回利权上起了颇大的作用。

为了说明其民族性，必须澄清常常模糊视听的两件事。

其一，关于排挤&ldo;野鸡船&rdo;问题。

学术界有的著作将排挤&ldo;野鸡船&rdo;说成是招商局与怡、太联合压制民族资本主义航运业。

这起码是一种误解。

这里所谓&ldo;野鸡船&rdo;，是局、怡、太三家垄断同盟对其他争载船只的统称。

三家以外争载船只早就存在，盛宣怀于1886年曾因长江有福记洋行&ldo;添船跌价&rdo;，天津、烟台有&ldo;日本轮船跌价争夺&rdo;，而担心&ldo;将来生意殊无把握&rdo;。

1890年前后，&ldo;野鸡船&rdo;争载激烈，以在长江一线尤甚，引起了局、怡、太三家重视。

故在第三次齐价合同中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例如长江航线合同第十三条说：&ldo;倘有别家争衡生意者，必须彼此联络跌价以驱逐之。

&rdo;对三公司威胁最大的长江中的&ldo;野鸡船&rdo;，1890年‐1892年间，汉局施肇英、董葆善向盛宣怀报告有：美最时之&ldo;宝华&rdo;轮，麦边洋行之&ldo;萃利&rdo;、&ldo;华利&rdo;两船，华昌行之&ldo;益利&rdo;、&ldo;长安&rdo;、&ldo;德兴&rdo;、&ldo;宝华&rdo;四船，马立师行之&ldo;金陵&rdo;轮，和兴公司之&ldo;飞鲸&rdo;、&ldo;飞龙&rdo;、&ldo;飞马&rdo;三轮，等等。

可见&ldo;野鸡船&rdo;大多数是外国洋行企业的轮船，因此，排挤&ldo;野鸡船&rdo;并不是什么压制民族航运业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竞争规律所特有的现象。

其二，对招商局与怡和、太古签订齐价合同的评价肯定与否定相背的问题，需要作一说明。

根据本章前文的叙述，齐价合同是局、怡、太三家相互斗争的结果，是彼此妥协的产物，它反映三家公司的共同需要。

就其作用而言，对商局本身固有束缚的一面，但维护和促进其发展的一面是主要的；当然这对怡、太也有相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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