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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7章（第1页）

由此可见，洋务军用工业企业及在相当程度上由其所导致产生的民用工业企业，其资本主义性质与一般民间投资所办企业是一致的：追逐剩余价值和尽可能高地攫取利润相同；引进和使用先进科学技术以期做到高效率的生产相同；与外商竞争相同；作为封建主义对立面相同；体现中国前进的方向亦相同。

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区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并把前者划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一边呢？如果因为投资者的成份不同而加以区分的话，那就成问题了。

从来不是投资者的成份决定企业的性质，而恰恰是企业的性质逐渐改变投资者的成份；如果是因为企业与政权挂钩不是或相当程度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加以区分的话，那也有问题，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难道就不是经济实体！

实事求是地说，在洋务运动初期，不是官为倡导和维持，资本主义企业还不会那样顺利办成和发展呢！

不能因为后来&ldo;官督商办&rdo;日益严重地成为经济前进的桎梏，而说前期也是桎梏；如果说所谓&ldo;官僚买办&rdo;资本与资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较多而加以区别，难道所谓&ldo;民族资本&rdo;就没有联系吗？只不过是联系较少而已！

这个&ldo;较多&rdo;和&ldo;较少&rdo;，究竟怎么划分，我看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的界限。

据上所述，我认为洋务运动时的洋务军用工业企业、民用工业企业和民间投资所办的企业，可统名之为&ldo;近代中国资本主义&rdo;，而没有必要作&ldo;官僚资本&rdo;和&ldo;民族资本&rdo;之分。

叙述到这里，需要对我过去一种说法作一澄清。

我曾将洋务军用、民用工业企业构成的资本主义整体称之为&ldo;官僚资本主义胚胎&rdo;。

我对此作过如下解释：&ldo;所谓&lso;官僚&rso;，在军用工业方面，是由国家投资、由官来直接管理和控制；民用工业企业虽主要是商本商办，但是由官督理的。

不管是军用还是民用工业，官必然是企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来经营企业的，这就有向官僚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洋务工业是有强烈的民族性格的，……因此，如果说洋务工业企业是&lso;官僚资本主义胚胎&rso;的话，至少也应承认它是民族资本主义胚胎。

&rdo;这种解释至今看来也没有错。

&ldo;胚胎&rdo;本来是未成型的东西，将来发展为什么样是一个未知数。

这里实际有着不必分&ldo;官僚资本&rdo;和&ldo;民族资本&rdo;的含义。

就很自然地发展为我后来的&ldo;近代中国资本王义&rdo;的定名。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有的学者将洋务工业企业名为国家资本主义，洋务工业企业以外的企业名为民间资本主义。

将洋务运动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分为&ldo;国家&rdo;与&ldo;民间&rdo;，这是有见地的，因为打破了&ldo;官僚&rdo;与&ldo;民族&rdo;之分，冲淡了&ldo;官僚&rdo;与&ldo;民族&rdo;之间似乎存在&ldo;敌我&rdo;的界线。

然而，这种分法有着难以解决的问题。

（1）军用工业和部分民用工业企业为清政府所投资和经营，但多数民用工业企业是商本商办，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商办处于企业的主导地位，难以划入国家资本主义范畴。

（2）&ldo;国家&rdo;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清政府，&ldo;资本主义&rdo;冠以&ldo;国家&rdo;二家，这种&ldo;国家资本主义&rdo;是什么性质？我看很难摆脱&ldo;半殖民地半封建&rdo;的含义。

实际与冠以&ldo;官僚&rdo;二字没有多少区别，很不容易显出其民族性。

（3）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规模稍大一些的私人企业，几乎没有不是洋务企业中的经营者和投资者创办的，例如小型煤矿、铜矿、铅矿和一些纺纱、缫丝、印刷业等，它们俨然成为洋务企业的支派。

至于那些未摆脱手工生产方式的半机械化或完全手工生产的工场，与洋务工业企业确无什么关系，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很小的。

由此可见，是否有必要作&ldo;国家资本&rdo;与&ldo;民间资本&rdo;的划分，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商榷。

三、洋务运动与洋务派和某些洋务人物的关系

三、洋务运动与洋务派和某些洋务人物的关系

关于洋务运动与洋务派的关系，顾名思义，谁都明白，洋务运动是洋务派所发动和领导的，它们之间当然有一致性。

但洋务运动一经兴起，它即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往往是不以洋务派的意志为转移的。

例如，洋务派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却发展了与封建主义相对立的资本主义；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主阶级地位，却不自觉地使自己具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属性；为了自强，却沦为半殖民地，等等。

这表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不能划等号。

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发展既相一致，也有矛盾。

我曾多次讲过，&ldo;洋务&rdo;虽由&ldo;夷务&rdo;演化而来，但含义是不同的。

后者是有上国驾驭&ldo;四夷&rdo;轻视邻邦之意，前者则有学习西方先进学说的意思。

当时参加洋务活动的人，不管出发点多么不同，但这种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把&ldo;洋务&rdo;置于《西学》这一标题下加以论述，他把&ldo;洋务&rdo;作为&ldo;时务&rdo;的同义语，说&ldo;洋务犹时务也&rdo;。

他认为洋务活动犹如为了&ldo;君父之有危疾&rdo;得救而&ldo;百计求医而学医&rdo;一样，他讥讽那些&ldo;以不谈洋务为高&rdo;自命&ldo;清流&rdo;&ldo;正人&rdo;者流，是要&ldo;蹈海而沉湘&rdo;，或&ldo;靦颜而苟活&rdo;的人。

可见，洋务运动的&ldo;洋务&rdo;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学习西方先进学说的内容的。

这种先进的西方学说，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制度。

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应该是：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拯救清王朝统治开始，从而发展新的生产力，促使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迸而要求在政治上改专制制度为民主立宪制度，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洋务运动应该这样发展，但历史实际并没有完全按此进程发展，这与洋务派主观上没有随着形势需要适应这个发展规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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