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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忏悔（第1页）

——从余秋雨的“不忏悔”

说开去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有些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一点才都没有，他就人不到“十一个”

（石一歌）中去，他的《文化苦旅》就不会那样火。

1999年他来北大演讲，容纳近千人的大教室济济一堂，一直排到门外，就很能说明问题。

北大人对他的这种热情与恭维，他看了一定感动，越发觉得自己是个明星，应该到处露脸。

很可惜，秋雨先生那张脸，我在北大没能看上，我去得晚，他演讲时，我和《中华读书报》的一位记者被学生们阻在门外进不去。

站在门外，也听不到秋雨先生说了些什么。

所以站了一会儿我俩就走了。

第二天，读书报的那位采访了余秋雨，给他拍了相，我就在那一次见到了他的照片，感觉他那张脸胖胖的、厚厚的，给人一种极皮实的印象。

不久，北大的余杰批评了他，即就是名噪一时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我看过那篇文章，对其本身，说的人很多，我觉得没什么好讲。

后来余秋雨写了《答余杰先生》，在这里我也不想谈它。

倒是想谈谈后来余杰所写的《我们有罪，我们忏悔——兼答余秋雨先生（答余杰先生）》。

我想谈谈这篇文章，是感到有话可说，觉得它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如果仍然无话，别人又说了，我是不会瞎掺和的。

谁来忏悔，向谁忏悔

余秋雨在他的答文里说，在中国某个人稍稍成名以后，就有人想出来将这位名人“搞掉”

了。

这确实是我们的某种劣根性，不过那还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又是通过了什么样的途径成名的。

如果手段卑劣，居其位而干坏事，那么，这样的人无妨揭出他的老底来，“搞掉”

他就不算不该。

如果他成名的手段正当，成名以后并没有为非作歹，对旁人不构成妨碍，那么就无可厚非。

今日余秋雨的成名靠了他的文章，主要是一部《文化苦旅》，即使后来有炒作因素，那也出于策略之虑，所以，名声和实绩基本相称，“搞”

他就得把握一定的分寸，该褒扬处褒扬，而他在“成名”

之先写下的“伪劣”

文章与成名以后写出的优秀作品，也应分开来谈。

余杰没有这样做，他有他的难处，他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中主要是想不加分别地“拍”

他“掐”

他，他“捏”

他，像李敖之于胡适，有点失之于偏，但可以理解——要不是这样，秋雨先生也就感觉极佳，认为自己够拿诺贝尔奖也说不定，决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难受、痒痒。

话又得说回来，忏悔确是私人自愿之事，秋雨先生的不愿忏悔，或者不愿现在就忏悔，那是他该有的权利，旁人无权强迫——我们有十多亿人呢，为什么单他一个余秋雨必须忏悔？以他为靶子，就能撬起那些沉甸甸的大脑来吗？

把这个问题一直追问下去，追问到终点，我觉得首先需要回答的应该是“谁来忏悔，向谁忏悔”

。

从“向谁忏悔”

这一层面说，我认为忏悔分为两类，一是面向大众的，一是面对自我的。

这两类忏悔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忏悔之前他们所干的“坏事”

、恶事、亏心事的性质不同。

需要面向大众进行忏悔的，他犯的“罪”

是“刑事”

意义上的，造成过公共性的危害，因而，他的忏悔就具有了“公共”

性的认知价值。

比如《东史郎日记》，它记载的是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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